文學方麵沒有顯示出南移特點，說明哲學家更貼近政治與經濟，與都城的走向基本一致，而文學則顯示出相對自由散漫的特點。但文學與社會發展還是具有密切關係的，如早期楚國有兩位文學家，而元以後竟然有三位是北京人，這都表明了文明核心地區對文學的哺育之功。
從時間上來看，有三個文學“空檔期”比較明顯：第一個是從東晉陶潛之後，一直到唐王維的近300年時間，說明五胡亂華與南北朝時期的負麵影響之大，這期間北方人“衣冠南渡”對文學產生了明顯的衝擊；第二個是元稹所處的唐晚期到北宋歐陽修之間，其間是兵燹紛呈的“五代十國”；最後一個出現在明“靖難”之後，一直到曹雪芹所處的清朝，有300多年。文學是一種與現實社會有密切關聯的文字表達技術，明清之際的空白說明了當時思想鉗製可能達到頂峰。曹雪芹所處的年代大興文字獄，直到死後他的書才獲出版，與哲學類的對比基本相同，也可以佐證。清朝的思想壓抑可能是繼承明朝的惡果。
西方文學也有個大豁口，即基督教統治歐洲最黑暗的中世紀，也是由思想壓抑所致。但在總趨勢上，中國與西方完全背反，西方在“文藝複興”後社會越來越寬鬆、寬容，而中國社會從明朱棣之後卻走向封閉，這也是中國文明在近代走向腐朽的一個重要轉折。
文學方麵總體來說，北方人多於南方，南移不明顯。恐怕這與文學的消費群以及消費特點有關，對比繪畫可能更為明顯。文學盡管同樣需要形式技巧，但文學的消費本身卻需要文化素養的支持；繪畫則不全是如此，大字不識的暴發戶同樣可以以消費繪畫這樣的奢侈品為榮，所以繪畫與經濟的關聯更為密切。
繪畫領域與前兩者有更明顯的偏離，開端時間在4世紀，與哲學及文學領域的時間差大致有800年。這很容易解釋，因為繪畫屬於奢侈品，需要經濟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撐消費市場。另外，繪畫創作需要相對複雜的物質準備，這也更需要經濟上的準備時間。前兩項的第10位，即中間段，都落在唐朝，而繪畫類卻落腳在南宋，晚了幾百年，再次證明了繪畫發育晚的曆史事實。
假如說文學作品相對於哲學是奢侈品，那麼繪畫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中國文學的頂峰在唐朝，而西方在“文藝複興”時期。由此可見人們常常拿唐朝來傲視西方並非沒有道理，在這方麵西方確實比中國落後了幾百年。不過，這也僅是曆史時期，並不包含史前階段，中國沒有可與荷馬相提並論的文學家。而且，當時世界上的大帝國尚有跨歐亞的拜占庭與阿拉伯帝國，唐朝在全球並非獨一無二。就繪畫來說，西方頂峰期也在“文藝複興”時期，中國則在宋元交替時代，也說明了宋的富庶確實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但畢加索提高了繪畫在西方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中國近現代繪畫史的相對黯淡則說明了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灰暗，這是一個自宋元之後的漫長的黑夜。
繪畫領域隨著時間推移總體南移傾向明顯，時間排序上的後10位中，9位是南方人—米芾盡管出生地是北方太原，但實際上他成長於江南。而且繪畫多與當時首都有關，這說明繪畫的消費群與對繪畫的促進因素都在大都市及附近，主要消費群隻能是貴族與大商人，宋後南方經濟的發達由此也可見一斑。
繪畫領域超過一半人在長江流域，截至1950年，長江流域是中國近1000多年的經濟中心，繪畫的消費群主要集中在這一帶。
另外，繪畫史中間的一個“大空檔期”出現在東晉之後到唐之間，再次證實“五胡亂華”與“南北朝”帶來的衝擊明顯。石濤之後，清朝的沒落也清晰可見。
對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家我沒有進行統計，應該多數為東、南（非東南）人士。原因是，中國曆史上近一半的王朝是東北遊牧民族建立的，而近代的革命家又多是南方人，如孫中山、蔣介石與毛澤東、鄧小平等。這兩個特點反映了古代中國一直遭受遊牧民族的侵襲，到近1000年內也沒有停止，但是從20世紀開始，南方經濟後來居上，水上與國際交通便利，思想也更活躍。越到近代，外交手腕以及妥協、斡旋能力在政治活動中越顯重要，而北方人素來耿直生硬，所以，在現代社會裏，政治家就更多的是靈活柔韌的南方人了。這個總體趨勢顯示了中國文明在南方的積澱，也是南方人得中華文明更多滋養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