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默裏的《文明的解析》是一本用嚴格的計量方法研究全球文明發展規律的書，作者根據國際通行的科學計算方式統計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主要國家與地區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數據。該書有三項單列的中國“重要人物”，他們分布於哲學、繪畫和文學領域，截止時間為1950年。經過分析，我認為它們代表了中國在時間和地理上的曆史發展軌跡，這對於我們合理地認識中國的文明發展在地理、空間上的走向大有裨益。
以上這些人在地理上的分布明顯顯示出中國文明逐漸南移的傾向。這個現象與中國都城的東南移有一定聯係，因為人才分布向來與大城市分布密切相關。但由於都城的選擇更多偏於軍事與政治考慮，所以以上這些數據更能客觀地反映整體文明的真實區位變化。
就內部相比，在類別方麵有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哲學思想類發育較早，文學較晚，繪畫藝術最晚。文學與繪畫很明顯是一種對技藝與形式有著更高要求的領域，所以帶有“奢侈品”的性質。哲學對於形式的要求沒有那麼高，這便是它們的發展為何有先後的原因之一。
就外部相比，哲學思想方麵，在歐洲亞裏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其開創者，與中國基本同期，中國稍微領先。與印度比，則中國又落後之，因為文明的最初起源在西亞，然後波及中亞與印度，所以歐洲與中國基本處於同樣的傳播距離。
中國與西方哲學的另一大差別是，中國自孔子之後的學者多是對孔子與老子著作的注釋者，而西方明顯自17世紀發生轉折，康德（1724—1804年）之後哲學得到新的全麵拓展。從這方麵看，中國的哲學更新比歐洲落後了近300年。
就文學方麵，中國的文學成就巔峰在唐朝，西方則集中在“文藝複興”後期及近代。我個人認為，莎士比亞是個頂峰，而荷馬是其中影響最久遠者，遠超過中國的任何一位文學家。
繪畫方麵，我個人認為，西方米開朗琪羅（1475—1564年）最為著名，然後的排序是畢加索、拉斐爾與達·芬奇；中國最著名的則是13世紀的趙孟頫，然後是4世紀的顧愷之，以及7世紀出生的吳道子。相對於西方，很明顯中國藝術在近代開始沒落，而西方卻是越到近代越發達，並且也以“文藝複興”為起點，這與文學方麵的局麵基本相同。
中國在科學成就方麵類似的規律就更明顯（另文詳述），遠古發達，近代落後，所謂“一代不如一代”。整體宏觀來看，宋應該是中國文明開始沒落的轉折點，尤其與西方相比，這一轉折就更為明顯。
按照時間來看，公元前的中國哲學家與思想家，除莊子外盡為黃河流域人士，他們集中在華北平原附近，山東人士尤為眾多。在此亦應注意到莊子這個唯一的南方人實際上是楚國公族後裔，他是淮河的代表，淮河即便不算北方，卻也不算標準的南方。總體看，中國早期的文明萌芽肯定出現在黃河流域，唐以後文明之花才廣散南方。
這些代表中國文明思想的哲人分布有一個明顯的時間鴻溝，發生在董仲舒之後到慧能之間。毫無疑問，秦始皇的專製統一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加劇扼殺了中國人思想的火花。慧能在7世紀的出現，既代表了佛學在中國的興起，也反映了漢唐之間長期的戰亂，尤其是“五胡亂華”對中華文明的衝擊，因為慧能作為在這條時間鴻溝後出現的第一個思想家，竟是廣東人。明代到戴震前思想家罕見，直接說明了明朝期間對自由思想的壓抑。
唐朝之後的哲學思想家中，兩位是廣東人，兩位是江西人，還有一對程氏兄弟生於湖北黃陂，河南、湖南、安徽、浙江各有一人，此間再沒有山東人出現，由此可見，唐後文明核心明顯向南方轉移。而且思想家中僅長江流域的江西就占據兩位，這也反映出文明南遷時，江西成為文明再次四散南方的驛站。
哲學思想總的曆史發展趨勢為，從山東流轉到河南，明以後重心向南—其中馮友蘭是在20世紀傳統文化結束後出現的，且受美國教育，應特殊看待—西南與東北是空白。就總體重要性來說，北方人多於南方人，並且越前期越重要（參考“重要次序”）—這個排列表明了中國的思想守舊態勢依然嚴重，經濟的南移沒有帶動南方新思想的比重增加，隻是人數增加了。
文學家與早期的思想家明顯在地理分布上有所偏離，顯得相對散亂。但總體還算集中，比如他們集中在中國的六七個省區之內：4個河南人，3個山西人，3個北京人，3個陝西人，2個四川人，2個江西人，2個湖北人，1個甘肅人，其中竟然沒有一人出生於山東。曾經紮堆於山東的哲學家現象可能說明了哲學需要相互刺激的氛圍與條件，也或許說明了傳承的帶動效應，如孔子之後有孟子等，而文學則可以靠個人的天賦獨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