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曆史上有“六大古都”，它們是洛陽、開封、西安、北京、南京和杭州。前四個在北方，並且曆史悠久；後兩個在南方，是相對的新城市。這個分布既能說明中國文明北重南輕的結構，也能說明中國文明在近代向東南移的發展趨勢。
西安
西安是中國曆史上聲名最隆的都城，為都時間累計長達千年，為中國都城之最。
中國文明早期是從西北陸路進入中國內地的，起碼這是主流。從最初的都城起點來看，西安是對新石器時期西北燦爛文明的一個總結。從西周鎬京、漢長安再到唐長安，可以看到中國文明早期明顯的西沉特征。它表明了從3000年前到1000年前之間的2000年裏，中國政治、文化與軍事焦點都集中在西北地區。
最近1000年中國文明向東南傾，不僅都城南下杭州，而且政治中心最終移到距離東部沿海僅有百公裏之遙的北京城，這映襯著西北文明的式微。從最早的夏、商、周控製區域看，除了夏在河南，商與周都控製了包括山東全境的沿海，若不是因為有迅捷的沿海貿易，這長達2000年的連續三代為什麼非要向海邊發展呢？所以，中國地區從文明萌芽階段就開始了麵向東部的拓展，回應“大海的呼喚”。
從漢至唐，西安是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在國都裏有此殊榮的隻有西安與洛陽。不過，這一特點也昭示著它們的地位隻能維持在西域貿易發達時期，一旦中亞與西亞文明衰落，中國西部都城的地位也就難以為繼了。所以，以西安為都的唐朝的結束，也標誌著陸地絲綢之路命運的終結，同時也標誌著中國西部高原文明的結束。自唐以後，中國徹底進入東部平原時代，中國的都城再也沒有回到過西北。
歐洲文明漸起時，便於航運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就已向中國都城發出了請帖。看似封閉的中國，其實很早就與世界文明暗通款曲，隻是看得見的標誌性事件遠遠晚於最初的發端。中國都城的東移看似是中國內部的因緣巧合，如北宋變南宋等，實際上都可能是在世界大格局內中國文明的潛在應對。
都城除了軍事與政治需要，一般潛在承擔著經濟和商業中心的職能，這個規律在古代尤為明顯。商業資源主要靠交通維係，而古代最便捷的交通是水路。曾因交通不變、漕運阻滯，龐大的長安城曾幾次陷入饑荒，唐王室不得不率眾到陪都洛陽就食數月。唐以後都城再也回不到西安，這明顯與新時期交通和航運的不適應有關，因為此時的皇城人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僅靠關中平原西安已經吃不飽飯了。
取代西安的洛陽後來又讓位於交通更加方便的開封，開封又讓位於更東臨大海的都城。即便在20世紀，國民政府在戰亂中頻繁更換的都城也全在長江一線，離了南京便是武漢與重慶，這些都說明交通之於都城的第一重要性。
西安、洛陽乃至開封的逐漸失寵，很可能也有黃河周期性斷流加劇的原因。就航運的便利來看，長江勝過黃河，但由於黃河靠北，是中國文明最初的發源地，所以都城移至長江流域起碼要到中國文明的重心全麵南移之後才會被真正考慮，事實也正是如此。不過20世紀的交通與通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所以，現代人挑選都城再也不會遵循古人的邏輯了。
中國曆史上對西部內陸都城的逐步放棄，與近幾百年人類航海工具大發展確實有著隱秘的關聯。近1000年可謂是全球航海時代。人們往往隻關注近500年，其實任何文明技術都是靠時間累積起來的，後來的“質變”都是從很早發生的“量變”開始。
秦、漢時的水路已經啟動與外部的規模性聯係，即便在商、周時期，王城與全球海洋貿易的聯係也已得到考古證實。例如殷商青銅器中的一些金屬來自馬來西亞一帶，這必然是通過遠航達成的。隋、唐期間，海路開發達到新的水平，當時以交州、廣州、泉州與登州（蓬萊）四大港口最為著名。航海發展的大趨勢表明：長安最終落選都城屬於曆史的必然。正是認識到這一趨勢，隋朝才會不計代價地開鑿大運河，此舉正如秦始皇建造長城，雖受盡種種非議，但他們的決策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西安建城始於周人。周先人從大西北的周原向東遷移，最先落腳西安附近，然後青睞洛陽偃師的“中土”，這是中國文明整體東移的一個分支。但那些先人不會預料到3000年後中國的都城會一直東遷到海邊。
洛陽
四個北方曆史都城中，位於河南省西部的洛陽曆史最為悠久—可追溯至夏、商。一般認為在洛陽定都的朝代有9個，所以洛陽被稱為“九朝古都”。近年來有學者認為是13朝或15朝，甚至更多。洛陽作為都城的時間累計近千年，時間長度僅次於西安。
洛陽作為都城最著名的時期是在北魏（439—534年），鮮卑人拓跋氏執政，是個典型的胡朝。其後的唐代，洛陽作為東都存在。長安與洛陽長期並存的啞鈴形結構，標誌著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中國文明所獨具的高原遊牧文化與農業文明的高度融合，這一“啞鈴”橫跨中國“地理大斜線”的正中段，構成中國文明之中心。由於中原地區是出了黃土高原之後的第一個平原，所以中原一直是中國文明的中心，以至於中原文明最終成為中國文明的代名詞，這也是由其自然地理特性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