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起步於秦漢時期的縣治（錢塘），後來在“五代十國”的吳越國時期得到較大發展。南宋偏安於此，杭州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文化中心。至明清，以長三角為核心的東南文明更是在工商業的催生之下徹底奠定了近現代文明東南傾的格局，不過在農業時代裏，杭州這個“水城”注定不會成為中國長期的政治中心。
北京
北京位置最北。這裏恰好處於遊牧分割線上，自古就是典型的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混居的地帶，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北京都有很重的“胡味”。
今天之所以能夠定都於此，從微觀上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主要還是與中國文明的逐漸胡化有關。並且遼、金、元、清等北方少數民族曾經定都於此，他們打下了都城的基礎。北京在近幾百年裏的日益重要，是由北方及東北遊牧人的一再入主中原決定的。
北京居東而近海，距離渤海灣的最近直線距離隻有大約100公裏，這一點不僅超越了西安、洛陽，而且超越了開封。立北京為都也符合中國都城的遷移潮流。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人曾經推薦定都武漢，也有人提議建都蘭州，但若是考慮到國際潮流，定都確實應該向東，應該走向大海，而非回到內陸。但如此靠北，而非選取長江一線，表麵看是因為當時江南依然在國民黨手中，但實際上即便奪取了長江一線，由於東北諸多工業重鎮的興起，尤其是出於對蘇聯在中國北方的考慮，北京作為都城仍是最為恰當的選擇。至於西安與洛陽，則因交通的不便而被遠遠拋到了腦後。
明清時期為什麼中國沒有最終移都長江三角洲地區？估計是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現代首都放置在過於暴露的沿海肯定不穩妥。北京盡管離海很近，但起碼有兩個半島做屏障，上海就沒有這樣的條件。這一出自軍事的考慮也為中國都城與經濟中心的分離埋下了伏筆，不過在現代，因為交通、通信的發達，這是允許的。
自1000年前左右，中國的經濟核心已經向珠三角與長三角轉移，到明清更是達到了頂峰。所以，盡管首都北京地靠東北，但今天的上海卻成為南方的“無冕之王”，這是對立都北京的再調整。廣州、成都等大城市的發展，皆是在工業化時代作為區域文明之都的再補充。
中國都城的廢立，精確而微妙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成長過程。宋之後胡人進一步融入中原，“中華民族”的概念悄然得到更新；宋代以後“中國人”不再僅限於中原漢人，隨著中國重心東移，“中原”的概念也在向北擴展。北京城在近幾百年的政治地位確立，說明了中國政治中心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黃河中原。
長期定都北京是中華民族對於北方少數民族在人文與地理上的一個肯定回應。以東北為例，自秦漢一直到明，除了唐代和元代有一段時間實現過對於東北的控製，中國對於東北的統治僅限於渤海灣與黃海沿岸的部分，東北大地一直在東北少數民族的割據之下，參看明遼東邊牆就可以看出明朝對於東北的控製也比較混亂，是清廷的特殊身份才將東北再次納入大中國的版圖之內。所以在清朝晚期才可能發生哈爾濱等地被俄羅斯、日本等強國乘虛而入，將東北迅速殖民化的悲劇。中國對於東北的真正統治與利用是在解放後，這裏因為解放得早，另外有殖民基礎，所以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類似的重要版圖變化，都促使中國的首都必須北移，而且是向東北方向轉移。從這個角度而言，北京其實是一個真正的胡都，而且深受東北形勢的影響，當然更與中國的末代王朝統治階層來自東北的滿族有關，這既是中國整體文明深度遊牧化的一個象征，也是今天中華各民族融合的象征。
幾千年來，中國都城的騰挪轉移是諸多因素促成的，氣候與地理這隻無形的大手在背後也起著決定作用。中國的農牧分割線基本上沿著“地理大斜線”呈東北—西南方向分布，中國的都城一般都會圍繞著這條線出現。
總體來看，最早的都城，如洛陽、開封與長安基本處於同一緯度線，這三城今天都騎跨在北緯34°線上。這一現象說明1000年前的中國文明核心主要是向東西方向發展，這很可能也是從周至唐、宋期間該緯度氣候適宜的結果。而近1000年內，中國都城卻主要聚集於東部，呈南北排列，南京、杭州與北京之間的經度差不超過5°，但緯度差加大，這或許說明了近代人抵禦氣候溫差的能力增強。都城這一橫一縱的分布，構織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十字星”格局，中國的文明核心就在這些地區之間發展。從地理結構上講，它們主要涉及華北平原、黃淮平原以及周邊的關中平原和長江下遊地區，囊括了所有農業時代的中國文明分布地區。考慮到中國地域廣大、地區差異過大的特征，或許中國今後應該考慮一下繼承古代“陪都”的文化傳統，在西部與南部增設陪都，或許可以更加靈活機動地處理區域事務，不至於出現政策不適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