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隋唐的嚴重胡化，此期的洛陽城也是胡漢文化結合的典範。以唐時洛陽的唐三彩為例，其中多數男性形象是胡人裝扮，幾乎見不到漢人形象，胡化程度之高可見一斑，西安同樣如此。這些唐朝胡人多來自西北，並且突厥人占比例最大。後來在中原建國的“五代”皇帝亦多是突厥人，這種變化展示了這一文化滲透與演化的部分過程。
756年正月，西域“雜胡”後代安祿山叛唐後也在洛陽稱帝，國號為“燕”。這些中亞的外族在中原執政的史實，在我們以前的曆史觀中被認為是偶然，其根源在於“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說”這一現代理論的誤導，另外還有“大漢族思想”作祟。事實上，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種常態。中國的文明並非獨立起源，並非中原自生，而是與世界一體，都起源於西方。另外，中國文明也從來不是漢文明獨撐天下，而是眾多民族的共生物。
《史記·周本紀》說，洛陽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居“中國”，統治方便，是當時選擇洛陽為都的主要原因。
既居於中央，又加洛水、黃河之便，洛陽自然成為古代的交通要衝，商業相對發達是必然。再從地形圖上看，洛陽恰位於中國的高原地貌與平原地貌之間的最精確的一個分界點上，所以洛陽的命運從一開始可能就被這一自然地理與地緣條件所鎖定。文明與地緣之間的關係是天然而成的。
盡管有這些天然條件，但與汴梁相比，洛陽在漕運方麵遜色得多，由於越到後期，水路交通所占分量越重，所以，隨著人口的增長與時代的推進，自從北宋選汴梁，中國都城不再西顧。
開封
開封號稱“七朝古都”，也有“十朝都會”的說法。假如包括神話傳說，曆史最悠久的都城恐怕應屬開封，因為伏羲氏、神農氏皆都於陳，而陳即在開封。
開封之名得於春秋時期鄭莊公在朱仙鎮一帶“啟拓封疆”，而後有“啟封”，戰國時改為“大梁”。開封在曆史上也曾被稱為汴梁、東京、汴京、京師、南京等。由此不難看出，開封在古人的心目中曾屬“東南之地”，可見中國古代政治重心長期落於西北的影響，使得沿海地區所占的分量很輕。
開封直到10世紀才迎來第一個真正在此建都的政權，並且是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
公元947年，契丹人耶律德光稱帝於開封，國號遼。
960—1127年，北宋以開封為都，持續發展了167年。這是開封一個最為重要的時期，因此開封人自稱“宋都”。
1127年金兵破京師，北宋滅亡；1214年金人為避蒙古人鋒芒，從上都北京遷都開封，曆時20年。隨著1233年金帝出逃，“帝氣”永遠離開開封。
從開封的曆史來看，北方遊牧民族在中國曆史上書寫的濃墨重彩不輸漢人。
胡人一再南下，迫使中原漢人不斷越過長江發展，這種態勢積聚到一定時期形成了質的轉變。中國南方的漢文明積澱逐漸超越北方中原，宋以後中國文明格局發生了明顯改變，盡管文化風氣在儒家思想禁錮下更加趨於保守，但商業之風卻更加開放。立都偏東的宋朝，利用開封的水路便利，很可能對整體中國的經濟中心繼續東南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江南都城
南京與杭州這兩個中國南方的都城，比其他都市年輕，規模也相對較小，表麵看似有偏安之嫌。但是，換一個角度來剖析，卻另有乾坤。
唐前後，中國南方經濟開始趕超北方，唐、宋之間的大約500年從根本上反轉了中國南北的地位。有專家認為，這一時期南方城市在不斷增加，北方城市卻在持續減少，“南升北降”明顯。個中原因與南方水路及海外貿易的發展有關，也離不開北人南下的文明貢獻。南方都城偏少的局麵不能說明南方的發展，因為古代的都城擔負著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的職能，麵對北方遊牧人的不斷威脅，每一個王朝都必須將首都建立在國土的最北端或者盡可能靠近遊牧分割線一帶，這就是中國統治者不可能放心地將政治中心輕易南移的關鍵。
作為東南代表的“六朝古都”南京（不同時期又名丹陽、建業、建康、金陵、天京、應天府等），自東吳為都時已領風騷，至“六朝”更見風采。6世紀梁武帝時，該城人口已達百萬，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市。西安與洛陽人口是在隋唐時期才超百萬，可見南方在古代城市發展中曾經領跑，而一次次在都城的挑選中讓位於北方城市是南京的委屈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