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實行君主立憲製的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它們的君主要麼是“萬世一係”，要麼是在曆史中曾有過巨大民族貢獻的領袖，有自身的權威性。在西方，教皇還成為檢驗政權合法性的最後一道關口。這些君主在國民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聖地位以及高度的民族認同感。假如說純粹由內部覺醒者發起的“戊戌變法”在“忠君”思想下尚有一絲“君主立憲”的希望，那麼自從革命黨人孫中山從西方回來後，這種可能性就完全沒有了。滿清貴族成為應被驅除的“韃虜”，甚至清廷也成為導致中國文明整體落後並承受屈辱的曆史罪人，所以這條政治思路再無可能。當然，這是個掛一漏萬的簡單化解釋，相關的原因很多，中國的暴力革命傳統以及曆史悠久的專製傳統，都是阻止君主立憲製在中國順利實現的潛因。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君主立憲都是在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家裏實現的。中國在文獻清晰的曆史時期，最長的朝代也很少超過300年，而末代的清朝恰好是封建時期統治中國最長的一個王朝，長達296年(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算起)。但這段時間並不足以建立起一種民族歸屬感，許多中國人還沒有忘記被清人推翻的漢家明朝，所以，讓清王朝享受君主立憲的待遇確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從1911年始，幾千年的中國史被打破，伴隨諸多革命的新時代到來了。這種革命是以明確意識到自我的落後為前提的反思，也是以西方文明為背景的痛切檢討。這中間夾雜著諸多幼稚乃至狂亂的非理性行為。從“天下第一”到“東亞病夫”，中國人第一次在全球視野中感到了恐慌和屈辱。
推翻清王朝之後的民國時期經曆了連番戰亂，先是內部軍閥混戰，後是外敵入侵。這一次擾亂中國的不再是近鄰的大陸少數民族，而是海外強敵，這在現代化交通工具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在此之前的晚清，中國人就先經曆了遠方歐洲人的欺辱，然後是水陸並進的日本人就近侵略—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麵危機。盡管我們確實感受到外族欺辱的切膚之痛，但說到底這與過去幾千年來中原文明被外來“夷狄”入侵又有何差異？要說差異也確實有：這一次我們沒有被外族打回石器時代，這一次的“夷狄”文明水平遠遠高於我們。
中國人自己在內部也展開了各種各樣的爭鬥，過程與結果可謂慘烈。無論這些衝突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什麼，歸根到底都圍繞著守衛本土文化與拒絕西方文化的主線來展開。立足點不同，所遵從的路線不同，所以從結局來看多是“大水衝了龍王廟”的愚蠢火並。歸根到底，一次次的曆史性選擇都顯示了中國人的“智慧”或“不智慧”，也體現了中國文明的整體水平。
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社會在20世紀的荒誕與大動蕩都是曆史的必然。曆史學家唐德剛甚至說：“中國的現代化至少需要200年的時間。”他的話是有道理的，一種存在了幾千年的文明不可能短時間就戛然而止，轉變需要時間。當然，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並不需要200年，但文明發展並不簡單地等同於經濟發展。
無論如何，認識到自身的落後，前進就不成問題。所以，僅一個世紀後，落後的中國就已經在世界上站穩了腳跟。到21世紀初，崛起已成現實。但要趕上發達的西方世界，中國人確實還要耐心等待一段時間，正如當初的落後亦非一日之寒。
我們有理由對中國保持信心
真正理性地看待這種“落後”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落後不僅意味著貧窮，還牽涉到一切社會方麵，並化作荒誕、滑稽乃至可恥、血腥的事實出現於今天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在通信與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你依然與落後而齷齪的“罪人”“罪行”相伴，甚至常常你自己就是“罪人”，不過大多數人都覺得別人才是“罪人”，中國的問題與自己無關。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裏，“罪行”是否深重部分取決於你所處的時代與最先進國家之間的整體時間差，也就是與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時間差。這個差距在今天的中國是50至100年，也就是說，中國人要整體“戴罪前行”的時間至少是50年，在此之前無人可以解脫、解放，除非你作壁上觀，如此便可以獲得一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機會。責罵別人的機會在落後國家裏倒也處處存在，但謾罵乃至推翻式革命都不能解決問題。
難道這種理性認識是讓我們安心做定“罪人”了嗎？非也。揭示這個真相的意義在於，在我們批判社會或極力促進這個社會前進的時候，不要奢望太多，不要“大躍進”，要秉持現實主義穩步前行。
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的未來保持信心，起碼與之前任何一個時代的中國人相比，我們已經可以逐步認識到中國的問題。而且在中國逐步加入世界強國之林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在最近1000年裏，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大幅度地改變自己相對於西方的被動地位。中國最困難、最黑暗的時期已經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