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又一次戰爭，清朝（1616—1911年，1644年起為全國性政權）開始統治中國，這也是第二個統一中國全境的少數民族政權。清朝的存在，說明“蠻勇”在東亞仍具有政治說服力，而同期的歐洲已經走上了依靠科技文化興國的道路，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等已經出生。牛頓誕生時，滿人的文字才剛剛創立不足50年。
清朝的“落後”，是西方映襯的結果
論及中國近代落後，許多人不僅將之歸咎於儒教，也常常認為是滿人入主中原的結果。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起碼不夠全麵。在西方人打開中國國門之前，中國近代的落後並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整個亞洲的落後，還有非洲與美洲的落後，難道都是儒教與清朝的責任？我們必須換一個新的角度看問題，或許應該去了解西方發生了什麼，以及是什麼讓西方保持了先進，從而凸顯了其他地區的落後。這更為重要。
許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解釋清王朝的命運，實際上從全球文明的背景上看，清朝的落後與滅亡是一種必然。
到17世紀，當時中國在思想文化和工藝技術等方麵開始全麵處於劣勢，18世紀更是成為中國衰亡的轉折點，這是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1830年前後，歐洲GDP超過中國；1865年前後，英國GDP超過中國；1900年前後，美國GDP超過英國。”（參見李毅《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這僅僅是就經濟方麵而言。從社會風貌與科學文化方麵來看，中國在明朝就已遠遠落後於歐洲，同時期現代型大學已經遍布西歐，最早的西方大學在中國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拿中國清朝與西方國家比較，隱含著一種不公平，因為歐洲這個時期正突飛猛進，而中國卻停滯不前—或者說，清朝時期是一種“一貫性”的中國式發展，所以，清朝應該被“平反”。清朝並不比之前的任何一個王朝更有罪一些，之所以它受人詬病，是因為在晚清西方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質的改變：中國第一次與西方發生了全麵接觸。假如西方人在19世紀依然與中國保持距離，清朝很可能創造出另一個類似漢唐的“文明頂峰”呢。
正是在所謂最落後的清朝，中國人口劇增。很難想象一個突然沒落的國家，人口數量卻能暴漲。唐朝之前中國人口基本沒超過5000萬，到宋、明期間也不會超過1億，而在清朝人口卻爆漲為4億，翻了幾番。所以，“清朝突然落後論”值得懷疑與反思。事實上，在中國整個封建曆史中，清朝是統治者總體質量最高的王朝之一，幾度出現明君能臣。所以，清朝並非是最應該從內部批判與清算的王朝。
清朝的落後，是西方的先進映襯的結果，也是近代文獻清晰透明的結果。正如我們發現互聯網時代社會道德更低下一樣，因為一切都被“曬”到了網絡之上，社會透明度突然加大，罪惡也被突然放大了。在之前，社會在我們的想象之中是處於“溫良恭儉讓”的美好時代，而那不過是信息不暢掩蓋下產生的錯覺。
1800年之後的情形不是中國文明自身停滯不前的問題，而是歐洲飛速發展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對比效應。在加速的全球化中，歐洲隻輕輕一掌就擊垮了全世界，中國隻不過是全球的普通一員。在先進科技的支撐下，西方人利用遠洋工具直接向中國伸出了魔掌，隻憑借幾條船、幾千個人，就把代表幾億人的大清國皇帝給嚇跑了，這是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局麵。雖說中國的皇帝也被人嚇跑過，甚至被殺也發生過無數次，但還是頭一次被如此遙遠的“外夷”嚇跑。
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交通工具與軍事手段，很快改變了中國相對安穩的地緣位置，中國人關起門來自成一統的安穩日子從此結束了。這不僅僅是清王朝的末日，也是綿延了幾千年的傳統文明的末日。從此中國人活在西方的陰影之中，中國的一切文明也都將以西方作為標準而加以評論。
今天我們所說的“落後”是將中國與西方對比得出的結果。所以，對於清朝而言，這種對比也必然是不公正的。事實上，這種落後是中國文明整體落後於西方的一種結果，而不應該僅僅由清政府承擔責任。這種文明上整體的“落後性”也直接反映在100年內的無數革命黨人與“反革命者”身上。所以當我們每一次批判前人時，務必將此因素考慮在內，否則我們的評價都將是不公允的。基於同樣的理由，對前人過分苛刻的指責都是淺薄的，尤其是對清朝之後的政治人物的評價。同時，正因為中國這一無法在短期內改變的“落後”事實，一批批過分急於改變現狀的先知先覺者成為激進的改革者。“站著說話不腰疼”也好，“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也罷，從在野者轉化為理想主義革命者的現象層出不窮。
為何沒能實現君主立憲製
回顧100多年前推翻清朝的曆史，很多人在反思為什麼中國不能實行君主立憲製。假如中國與歐洲一樣和平地進入政治現代化，就可以降低社會變革的成本。一個稍顯簡單的答案是：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