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出現,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思考:全球化時代早已開始,否則中國就不可能與歐洲基本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當然,這種全球化是悄然展開的,而非轟轟烈烈。
另外,觀察中國早期社會所出現過的短暫的資本主義萌芽,不難發現它們皆出現於沿海地區,如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這些地區通過水路交通,已開始與西方密切聯係。中國早期的這些萌芽發生地都是和海外進行商品貿易的出口基地。作為旁證,可以參看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元朝的青花瓷以及其後中國諸多的名瓷,都與國際貿易有直接的關係,大批清朝時期的彩瓷更是直接與歐洲相關。其實這種國際交流或許應該從開放的唐朝算起。明清之際中國盡管從政治上拒絕了與西方的交流,但其他非官方的交流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在嘉慶、道光年間,山西金融體係“票號”的建立是否受到過西方現代金融體係的影響,也有研究的空間,畢竟那時距離葡萄牙人到達廣東已有300年了。為什麼票號業務昌盛於內地而非沿海,這確實讓人頗費思量,但有一個事實是清晰的—在古代,晉南一帶一直是中國東西與南北通道上的一個十字路口,那裏一直進行著繁忙的國內與國際貿易。
鄭和下西洋:曇花一現的崛起
元朝遺民馬三寶(1371—1433年)作為回民,在元朝屬於高等級公民。被明人擄掠後被強行閹割成為太監,後因戰功卓著而被朱棣賜名為鄭和。評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和明朝得失,都不能繞過“鄭和下西洋”,猶如說西方現代化不能不提“哥倫布(約1451—1506年)發現新大陸”。
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幾乎同期,甚至早於哥倫布半個多世紀。鄭和下西洋的規模也更大一些,但很明顯,鄭和之行並未產生與哥倫布同樣的效應。再考慮到鄭和所率船隊多達28000人並且物資充沛,哥倫布的配備不過區區幾隻小船,這種對比凸顯了國力的懸殊,他們在日後引發的不同結果,讓中國人為沒能抓住這個大好機會而唏噓不已。俗話說,機會隻給那些有準備的人,很明顯當時的明朝並未為此做好準備。那是一種全麵開放的思想文化的準備,也是一種新文明的準備。在當時,明朝與西方在精神層麵上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所以它們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內涵,即便它們擦肩而過也不會相互理解。
鄭和時期的明朝確實是中國在世界上相對強盛的時期,此時除了拜占庭與奧斯曼帝國,西方無人可比。鄭和無功而返與明朝直接掐滅了資本主義萌芽屬同一性質:沒有新文明精神的大力支持。在同期,西方乃至日本與俄羅斯都已處於變革的準備期;明朝在當時的世界上不過以其龐大而處在“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地位,強大卻又無飛躍,這隻能說明中國的文明沒有“技術含量”。從唐宋到明清,的確皆如此。而後來明朝又被遊牧人推翻,清朝繼續統治的幾百年裏,中國內部不存在全新的文明因子。相比於西方的進步,中國的無功便是落後,所以明朝成為一個使中華帝國加速下沉的王朝,鄭和也不過是在華麗外表裝飾下的腐朽文明的一個代表而已。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裏阿諾斯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不過他認為500至1500年間的1000年(隋朝到明朝)“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並且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麵文化最先進的國家”,但中國最終落後於西方也是個事實。斯氏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於“穩定”,沒有變革,缺乏創造力。換句話說,宋明時期的表麵繁榮對於改變中國的落後命運沒有任何裨益,再考慮到遊牧人對中原文明的不斷打擊,以及一直通行的暴力革命傳統所導致的文明退化,還有中國人一貫的保守與拒斥外來文化的自大心態,中國的未來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但同期的西方卻恰恰相反,在社會文化、科學教育乃至軍事政治方麵都出現了異乎尋常的大變革、大躍進,所以,萬事俱備的西方在哥倫布寥寥數隻小船的大發現之後,竟然引燃了近500年的文明導火線,這一切皆非偶然。
鄭和下西洋,規模之大,陣容之豪華,也標誌著中國的一次崛起。但這種崛起缺乏精神內涵,缺乏更多文明配套,注定曇花一現。因大而撐起的崛起,沒有真正的意義,這種簡單的崛起也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