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出現，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思考：全球化時代早已開始，否則中國就不可能與歐洲基本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當然，這種全球化是悄然展開的，而非轟轟烈烈。
另外，觀察中國早期社會所出現過的短暫的資本主義萌芽，不難發現它們皆出現於沿海地區，如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這些地區通過水路交通，已開始與西方密切聯係。中國早期的這些萌芽發生地都是和海外進行商品貿易的出口基地。作為旁證，可以參看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元朝的青花瓷以及其後中國諸多的名瓷，都與國際貿易有直接的關係，大批清朝時期的彩瓷更是直接與歐洲相關。其實這種國際交流或許應該從開放的唐朝算起。明清之際中國盡管從政治上拒絕了與西方的交流，但其他非官方的交流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在嘉慶、道光年間，山西金融體係“票號”的建立是否受到過西方現代金融體係的影響，也有研究的空間，畢竟那時距離葡萄牙人到達廣東已有300年了。為什麼票號業務昌盛於內地而非沿海，這確實讓人頗費思量，但有一個事實是清晰的—在古代，晉南一帶一直是中國東西與南北通道上的一個十字路口，那裏一直進行著繁忙的國內與國際貿易。
鄭和下西洋：曇花一現的崛起
元朝遺民馬三寶（1371—1433年）作為回民，在元朝屬於高等級公民。被明人擄掠後被強行閹割成為太監，後因戰功卓著而被朱棣賜名為鄭和。評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和明朝得失，都不能繞過“鄭和下西洋”，猶如說西方現代化不能不提“哥倫布（約1451—1506年）發現新大陸”。
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幾乎同期，甚至早於哥倫布半個多世紀。鄭和下西洋的規模也更大一些，但很明顯，鄭和之行並未產生與哥倫布同樣的效應。再考慮到鄭和所率船隊多達28000人並且物資充沛，哥倫布的配備不過區區幾隻小船，這種對比凸顯了國力的懸殊，他們在日後引發的不同結果，讓中國人為沒能抓住這個大好機會而唏噓不已。俗話說，機會隻給那些有準備的人，很明顯當時的明朝並未為此做好準備。那是一種全麵開放的思想文化的準備，也是一種新文明的準備。在當時，明朝與西方在精神層麵上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所以它們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內涵，即便它們擦肩而過也不會相互理解。
鄭和時期的明朝確實是中國在世界上相對強盛的時期，此時除了拜占庭與奧斯曼帝國，西方無人可比。鄭和無功而返與明朝直接掐滅了資本主義萌芽屬同一性質：沒有新文明精神的大力支持。在同期，西方乃至日本與俄羅斯都已處於變革的準備期；明朝在當時的世界上不過以其龐大而處在“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地位，強大卻又無飛躍，這隻能說明中國的文明沒有“技術含量”。從唐宋到明清，的確皆如此。而後來明朝又被遊牧人推翻，清朝繼續統治的幾百年裏，中國內部不存在全新的文明因子。相比於西方的進步，中國的無功便是落後，所以明朝成為一個使中華帝國加速下沉的王朝，鄭和也不過是在華麗外表裝飾下的腐朽文明的一個代表而已。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裏阿諾斯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不過他認為500至1500年間的1000年（隋朝到明朝）“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並且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麵文化最先進的國家”，但中國最終落後於西方也是個事實。斯氏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於“穩定”，沒有變革，缺乏創造力。換句話說，宋明時期的表麵繁榮對於改變中國的落後命運沒有任何裨益，再考慮到遊牧人對中原文明的不斷打擊，以及一直通行的暴力革命傳統所導致的文明退化，還有中國人一貫的保守與拒斥外來文化的自大心態，中國的未來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但同期的西方卻恰恰相反，在社會文化、科學教育乃至軍事政治方麵都出現了異乎尋常的大變革、大躍進，所以，萬事俱備的西方在哥倫布寥寥數隻小船的大發現之後，竟然引燃了近500年的文明導火線，這一切皆非偶然。
鄭和下西洋，規模之大，陣容之豪華，也標誌著中國的一次崛起。但這種崛起缺乏精神內涵，缺乏更多文明配套，注定曇花一現。因大而撐起的崛起，沒有真正的意義，這種簡單的崛起也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