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元朝拓寬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中國走向全球化，那麼代表漢文明的明王朝則走向了反麵。
14世紀中期起兵於東部安徽的農民朱元璋獲得政權，最終他建都於長江口岸的應天府（今南京），是為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移都於今天的北京，究其原因，一者可能是他想擺脫“靖難”篡權的陰影，再者作為燕王，他的大本營本來就在北京。另外，據說他母親屬於北方少數民族（朝鮮人或蒙古人），這也可能是永樂移都的原因之一。當然，北京已被眾多少數民族開拓為京都的事實，為明朝移都北京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元大都”更為後來的統治者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首都北移也是一種文化象征。大明朝的版圖擴展到幾乎與唐朝同等大小，連荒無人煙的東北也被明朝注意到，這或許是剛剛被趕跑的契丹人給中原王朝的一個啟發。隨著眾多少數民族，尤其是蒙元的擴展與夯實，中國的地理中心已經與以前大為不同，東北的政治分量讓偏於東北的北京城在此時格外重要起來，北京取代西安的地位就是這個原因。科學技術或生產力的發展很可能也為此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比如北方的禦寒方式在此期間得到了長足發展，東北逐漸成為適合居住乃至大規模發展的地區。
在中國曆史上地域寬廣而重要的漢人王朝中，兩個皇族都來自中國東部同一個地區，相距不到200公裏。劉邦、朱元璋皆出於黃淮平原，今天他們的故鄉分屬江西與安徽，但之間的直線距離很近。這很可能說明漢文化在東部受到了特殊滋養。中國很少有來自西南方向的統治者，這也說明地域和人之間確實是有關聯的。
農業文明初起時，從北方的山東一直到杭州灣都是中國文明的發達地區，中原文明曆次南遷，對中國黃淮地區的發展大有裨益。到近代，所謂“帝氣”更多集中於東部與南部，也應是文明長期積累的結果。
不過，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大字不識幾個，文人雅士所擅的文體他也不懂，所以頒布文書皆以農民大哥的口氣而成。“農民皇帝”是人們對於朱元璋的總結。
與同期中國皇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歐洲貴族精神的成長正達到頂峰。以“謙卑、榮譽、犧牲、英勇、憐憫、誠實、克製、公正”為核心的“騎士精神”正在歐洲形成，同時尊重婦女成為這一精神的衍生物，講究優雅的貴族禮儀在歐洲即將成為上流的宮廷風尚。“文藝複興”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西方精神風貌煥然一新。
假如說宋朝是中國文明近千年來不斷走下坡路的第一個台階，那麼明朝就是第二個。但是，如今的人們通常隻看到清朝那最後一個台階，故而有所謂“中國的落後隻是近代”的荒謬說法。
以西方為坐標，中國的落後在明朝就已不可扭轉。西方人的代表之一—葡萄牙人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駕船來到中國，在廣州向明朝鳴炮示威。中國此時對萬裏之外的西方一無所知，眼界與科學技術都反映了差距，此時保守的中國人尚未準備好去了解外部世界。在300年後的清朝晚期，中國人才在戰敗後被迫向西方人打開國門。
中國看似敗於清朝，實際上東西方之間的強弱關係在明朝就已經完全奠定（可參見後續對於歐洲論述的對比部分），中國人從明到清的穩定僅是由於地緣關係而獲得了繼續苟延殘喘的機會。這種直接的中西方碰撞直到300多年後才深入發展，確實驗證了文明傳播的距離效應，也說明了中國所處遠東地緣的特殊性。
先是距離西亞遠，後是距離西方遠，放眼全球文明史，中國作為地球的一員，不是隻經曆了近代這一次文明落後，而是兩次落後—第一次史前的落後被曆史的迷霧掩蓋了，有些人還將那次落後誤解為“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先進性體現。
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夭折
對於近代的中國落後，人們常常以“資本主義萌芽”為現代化的前兆來分析中國各個方麵的得失，明朝正是第一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王朝，隻可惜這個萌芽卻夭折了。
韋伯說過，“明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既缺乏政治前提，也缺乏獨立於獨裁之外的、實質的個性化司法”。同時，他也認為，清朝的一些製度似乎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營利並獲得自由發展，卻“沒有導致西方特點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甚至連西方中世紀已經有了的那些資本主義的營利形式，也沒有十分成熟”。所以，他認為“歸根到底，幾乎全都源於國家結構”（參見韋伯《道教與儒教》）。這些都是微觀上的分析，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不能忽視布羅代爾所謂的“長時段”因素。
另外，明代政治重心在遠離南海的北方，讓位於遊牧分割線上的北京理解南海社會新興的資本主義萌芽，這在距離上是行不通的，這個大國對於靈活的經濟商品時代顯示出難以應對的笨拙一麵。其實，我很奇怪中國當時為什麼沒有南北分裂—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明朝皇帝“明智”地及時選擇閉關鎖國。明朝的這一舉動是符合邏輯的，遠東不可能在此時就與西方順利接軌。南方經濟的發達預示著尚未準備好的明朝會麵臨分崩離析的局麵，所以明朝依靠封閉與專製才維持了大約300年的穩定。甚至到了清朝，中國依然沒有向西方人開放通商。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可以直接影響中國的西方人為什麼在明朝不能改變中國？一是因為中國是個龐大的王國，二是因為西方距離中國太遠，鞭長莫及。這兩個因素都屬於地理地緣因素。同期的日本由於是個小型島國，便獲得了與西方人交流的不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