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作為一個武將，他當時的權威已經到了可以與皇帝鬥氣的地步，所以在宋高宗眼裏，他極有可能篡位稱帝。宋高宗殺嶽飛絕非一時頭腦發熱，很可能這是一項既定國策。殺嶽飛可能隻是失去一片土地，但聽任嶽飛而為可能要失去整個江山，這是為何宋朝要“文治”而拒絕“武治”，也是宋朝孱弱的真正原因所在。任何一個中國君主在暴力奪取政權的陰影下都沒有安全感，所以其統治常常會采取極端血腥的手段，而嶽飛就是這一政治傳統的犧牲品。
宋朝的“文治”國策最終使其國民在心理氣質上文弱不堪，以至於正常婦女都要以纏足來潛在地滿足普通男人的強勢心理，足見宋的“文治”達到了何種綿軟無骨的地步。
中西文明在宋代開始拉開差距
1127年，北宋退守錢塘江畔的臨安（這是重新積累的所謂中國正統文明在中國最南端的一個都城），成為南宋。
連同北宋，這一具有文化與血緣連續性的王朝共延續了319年，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著名的曆史階段。宋朝以經濟與藝術發展標識了一個輝煌時期，但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扭曲的一個時代。宋朝被許多人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頂峰期，甚至有人稱其為中國的文藝複興時期。但是若放在全球背景下，尤其是與西方比較來看，正是在宋朝前後，中國開始與西方拉開距離。這個觀點會在後麵的歐洲史部分得到全麵印證。也有人認為755年的安史之亂就是中國文明開始走下坡路的真正開端，宋朝自然也成為下坡路上的一個“驛站”。
1279年，8歲小皇帝趙昺在元軍追趕下逃亡至今天廣東新會的崖山，最終南宋君臣一起由此跳海。“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古語，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原文明遭受北方少數民族侵襲之後的絕境，之後還有人說“明亡之後無華夏”，都是類似的邏輯。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向來是國人引以為豪的事實，但這種悲劇一再上演，所以說，中國的文明到底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隻能見仁見智。總的來看，中國文明屬於“藕斷絲連”，並非真正的連續。是的，這裏看起來有些偷換概念的嫌疑，因為筆者把國家或王朝等同了文明，但問題是中國人對待其他地區的同類情況也是如此判斷，如伊拉克文明、印度文明，並據此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連續性的國家，所以在這裏筆者不過是一視同仁罷了。
截至宋朝，我們看到每一次中國的統一都會與長久的穩定聯係在一起，並且與文明的繁榮發展聯係在一起。中國曆史上的幾個盛世都出現在統一的王朝時期，每次戰亂都使中國社會倒退，進入野蠻狀態。小國局麵其實有利於競爭與交流，而在中國卻總與戰亂聯係在一起。這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國情，背後肯定有非常複雜的文化或地理原因，也牽涉到中國人特殊的心理。
大國的統一和專製也總是聯係在一起。現代人認識到專製並不好，但古人一直在做著無奈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讓文明在專製中緩慢發展。存在即合理，2000年的中國專製史說明了中國人選擇專製一定有其內在的道理。如今中國要走向現代民主社會，首先要尋找到能夠破解這個怪圈的方法。
其實，環顧全球史，幾乎所有的古國都是專製政權，隻有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一命運，所以專製文化不是中國的獨有問題。西方為什麼特異地產生了民主，這才是個需要研究的具體問題。
宋代及其以後儒學的發展
如果說西方的文化標誌是基督教，那麼中國的文化標誌就是儒教。儒教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到宋朝時期，儒教的發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宋代儒學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若將宋代儒學與基督教相比，則可對應於11世紀東正教與天主教的大分裂，朱熹將儒教重新演繹，他的地位接近於阿奎那之於西方哲學思想的地位。
大約2500年前，從孔子出生起到漢代，是儒教發展的第一階段。秦以前是中國學術思想百家爭鳴的時期，儒學僅為一家之言，甚至在秦朝還遭到毀滅性打擊。剛剛走出原始社會的野蠻社會需要文明教化的出現，所以無論是佛教還是要求“仁政”的儒教，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都是一個及時的文明補充。就西方而言，該時期相當於基督教最初走出西亞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