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唐朝未必好，那麼之後的時代就更不堪言：“五胡亂華”的局麵幾乎又一次在中華大地展開。
“五代”時期漢文明的東移
從與西北遊牧民族突厥人“結緣”的“五代十國”（907—960年）開始，在短短54年時間裏，“五代十國”走馬燈似的在戰亂中分治中國，中原大地成為一片苦海，當時殺人賣肉已成為一份職業營生。
“五代”建國後的國都除了劉氏一代在洛陽，其餘四代皆在汴京。政治中心重回中原有許多原因，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一時期的東北少數民族遼人雄踞北方，以漢文明為代表的中原政權不得不隨之日漸東移。當然，這一趨勢也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日漸發展脫不開關係，或者說它們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另外，這一時期與東北相關的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發展也開始影響到中國的地緣關係，至少它們不再無足輕重。
朝鮮與日本作為東亞的一隻蹺蹺板，在大約10世紀開始就已經在東亞發揮作用。日本在平安時代（794—1192年）已經開始穩步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文明，以至於在有利地形之下，日本人已可以堅定地拒絕元朝的要挾了。又過了幾百年，幕府時代中期，日本人已經暗下侵略中國大陸的決心。日本相對於中國的崛起並不是現代的事情，而在500年前就已成定局。相對於日本這個鄰國，中國的落後在宋、明時期就顯現了。
世界是個統一體，遠東是個小範圍的統一體，所以日本的文明發展必將影響到與之毗鄰的中國東北少數民族，從而再影響到中國內部社會。當然，早期日本對於中國的影響集中於東海附近。總之，由於交通工具的更新進步，在最近1000年裏，中國相對於外部世界的地緣重要性發生了顯著變化。
古老的漢文明的空間實際上在東亞日漸萎縮，隋唐時期這裏已是半胡代政權，元朝滅宋再次證明了正統漢文明走向衰亡；清朝再滅明，中原王朝連續被外族所滅，這似乎隱含了某種趨勢。19世紀開始直接侵犯中國的日本人不過是更遠的一個“東北少數民族”而已。距離拉長了時間，日本人可以看作最後一個試圖侵略中國的“東北少數民族”，當然，日本人遲早會作為“韃虜”而被驅除。
“五代”中隻有第一代朱氏為漢人政權，其餘四代皆為沙陀部突厥人。
西突厥最西部曾經到達接近裏海的東經50o附近（北緯40o至50o間）的中亞地區。這支突厥人的一個部族於唐初定居於甘肅張掖一帶，後來歸附李唐王朝，唐末他們又盤踞山西，“五代”時他們入主中原交替成為四代皇帝。這個民族的發展史可謂“一江春水向東流”，一路走來千萬裏，讓人驚歎於其在中國大地上遷徙的快速與便捷。這是中國諸多王朝的一個縮影，所謂“少數民族”從來就是中國中原王朝的主力，“漢人”隻是他們在中原融合後產生的。
突厥族從西向東入主中原的遷徙史，也是整個東亞民族的一個縮影。聯係到突厥人長期盤踞山西的史實—那裏一貫是中亞到遠東的交通樞紐，不能不讓人猜測這段曆史是否給日後的晉商文化奠定了隱秘的文化基礎。晉國在春秋時期就是個與地中海東北角商貿活動有著隱秘聯係的地區（可參見拙著《漢字起源新解》），那是中國第一個鑄造貨幣的地區。
文弱不堪的宋代
960年，趙匡胤建立的北宋即“五代”之後的第六代。宋定都於河南開封，史稱東京。趙宋王朝總結了前五代短命的經驗教訓，“杯酒釋兵權”，提前規避了武人幹政、顛覆政權的可能性。
作為鮮卑一個支係的契丹人此時在東北茁壯成長，他們組成的國家“遼”正如黑雲壓頂一般向中原逼來，算來這可謂鮮卑人的第二次入主中原。西夏、回紇、吐蕃使此時的宋人處於四麵楚歌的境地。
經過與遼的“澶淵之盟”和與西夏的“慶曆和議”，北宋也獲得過一段喘息的機會。北宋曾經富饒過，但處於危機四伏之中，它內憂外困。曆經範仲淹和王安石變革失敗，勉強維持了100多年的北宋走到了盡頭。任何一個北宋末年的皇帝都不會有更好的選擇，所以宋徽宗幹脆丟下國家，畫畫去了。
由女真族發展而來的金王朝在北方最終取代了遼。12世紀初期，宋朝的北方逐漸失守，北宋開始南撤。
以近代標準來看，嶽飛是抗金的民族英雄，但以宋皇室的眼光看可能並非如此。“五代”時期，除了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關係，其餘都是軍中將領奪權。趙匡胤同樣如此，他是後周的將領。在這個曆史背景下，如何避免被自己的武將再次取代，就是宋朝皇帝始終關注的軍事與政治主題。宋朝確實做到了避免重蹈覆轍，這說明它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充分的吸取曆史教訓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