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前百年的社會動蕩效應在隋朝建立後並未馬上消失，暴力革命的傳統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負麵作用，隋皇室隨時都有可能被野心勃勃的軍人推翻。暴力革命導致社會動蕩，並因此帶來更加嚴苛的專製。隋文帝的政權就是通過暴力奪取的，他以大規模根除鮮卑皇室為基礎，建立了隋王朝，但這種殘暴很快得到報應—隋煬帝不僅殺掉四兄長，而且弑父，他自己也最終被鮮卑人帶領的官兵絞死，隋朝很快便被盤踞於關中的李家表親篡權，僅存在了37年就完結了。
唐朝的繁榮是文明的飛躍
唐朝（618—907年）初期同樣經曆了隋朝皇室的過程。為爭奪皇權，李世民不惜殺兄戮弟。這位皇帝帶著自責和恥辱，從來沒有到過泰山封禪，因為他自認為德行不配。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經過幾百年的戰亂，到唐朝時期，人心思穩，和平為眾望所歸，加之李世民戴罪小心治世，向外部世界開放並與之交流後，唐朝馬上獲得了經濟大繁榮。
唐朝確實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值得讚歎的盛世，但唐朝的繁榮是簡單的繁榮，沒有構成實質性的文明飛躍，隻是養肥了一群李姓“大地主”。除了隻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欣賞的文學成就，唐朝在政治、經濟與科學領域都沒為世界提供明顯的普世文明新價值。
而且，唐朝的繁榮可能恰恰是民族融合的碩果，是雜交優勢的證明。唐朝是南北文化和多民族文化融合成功的顯著標誌，從那麼多胡人乃至外來人種來華交流的考古資料看，這還是一個與國際有著廣泛聯係的王朝。所以，唐朝不是個普通的中國封建王朝，它的興旺發達值得從文化交流與傳播方麵深入研究。
唐朝又一次選擇以關中西安建都。從宏觀上分析，有幾個因素可能促使李唐選擇回到西北：一是李家的祖籍在西北，定都西北有利於“接地氣”，這是政治的需要；二是隋朝又一次打通了陸路的絲綢之路，而當時的外部世界文明核心因西羅馬帝國在476年滅亡而回到了地中海東岸的拜占庭帝國與阿拉伯帝國，所以中國西北的地位重歸重要，國都回歸西安合情合理。
“五胡”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時間已經被同化為中原人，鮮卑人更是成為隋唐的王室成員，此時新出現的中原王室大敵變更為西北方的突厥以及西南的吐蕃。所以，唐朝重回西北也是出於軍事方麵的考慮。最終唐朝被西北各民族瓜分，也說明了當初這個選擇的必要性。
漢、唐兩朝選擇關中定都，為關中文明積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沒有足夠的曆史積澱就不可能有所謂的文明，從這個意義而言，截至唐朝，或者說截至大約1000年前，中國已有幾處積澱比較深厚的文明之地：涉及“三代”文明的中原地區，周、秦、漢、唐定都的關中地區，齊魯文化—或者說孔孟禮教的發源地山東，以及夾於這些文明之地之間的山西、河北。
長江上遊的成都平原與長江下遊地區，其文明到唐時已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長江中遊也有燦爛的楚文明；而東部與南部沿海的眾多海港城市於最近1000年裏，在與西方的遙相呼應中也開始蘇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