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大規模戰亂，一次又一次地將最早生活在黃河流域的文明人趕向南方蠻荒之地，這方麵自秦已有所記載。這些南下的文明人不僅促進了南方經濟增長，而且部分人在長江流域或嶺南地區構築、沉澱而成為新的文化群體，如苗人、客家人，這些人的語言和生活習俗最終與中原故地的人們產生了明顯的差異，因為中原地區受到了一次次地全麵深度胡化。
文明重心南移，導致大規模的“衣冠南渡”。文明禮儀在北方盡失，在南方恐怕也“衣冠不整”。中原再建的王朝也不得不“禮失求諸野”，一次次的惡性循環導致中國文明越來越野蠻化。暴力革命的政治傳統與北方草原民族不斷驅逐中原文明南下的雙重災難，動輒將一切文明積累徹底摧毀，也使中國曆史之長變得幾乎毫無意義。曆史之長短與文明高度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曆史悠久的文明也可能發達程度很低。我認為主要原因為“風水不利”—東西看交通不便，南北看風口浪尖，兩項相加。
“儒、釋、道”進入成熟期
少數民族入侵的同時帶來佛教這一外來宗教。從這個角度講，這次“五胡亂華”倒也促進了中國文化的更新。
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釋、道”在這個時期進入它們各自的成熟期，之後的中國文化主流就沒有發生過更大的變化。在宗教方麵，基督教已經深入歐洲，現代化的排頭兵—英國已經有一半人信奉了基督教，巍峨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在聖奧古斯丁的支持下聳立於英國的土地之上，自此以後，教堂成為傳達西方文明與學術的聖地。最重要的是，各地基督教會與羅馬保持的頻繁聯係，促進了文明在歐洲的傳播。
佛教徒本來是可以吃肉的，但在梁朝發生了有趣的變化。梁武帝蕭衍可能是曆史上最為虔誠的佛教徒之一，他不僅提倡素食，還傾其所有獻於佛事，導致國家衰敗。蕭衍86歲餓死在淨居殿內，之後梁國便日落西山。
蕭衍佞佛而失國的案例說明了佛教在中國不能製約國家政治，也不能促進國家發展。佛教極端“出世”的特征使信仰佛教的統治者都以放棄統治為終點，不光是蕭衍，還有清朝的順治皇帝，都因佛事釀成政治悲劇。
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是文明的標誌，是人類文明在農業時代的必然產物。中國本土的道教大致產生於漢代，與世界幾大宗教相比，產生的時間並不算晚，但與西亞附近的一些宗教相比則晚很多。這標誌著在青銅時代之後，中國文明基本上與西方世界文明保持著同步。假如說在文明起源階段東亞地區相對西亞落後的話，那麼在秦漢時期中國就開始與西方比翼齊飛。漢朝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巔峰期。
盡管蕭衍因為佛教導致了個人悲劇，但是他所處的時代促進了中國正統漢文明在南方繼續發展。當時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貴族，皆以儒雅為榮，人們普遍注重文化素養。在蕭梁統治的55年時間裏，湧現出了一大批有重大成就的文學家，如《昭明文選》的作者蕭統、《宋書》的作者沈約、《南齊書》的作者蕭子良、《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詩品》的作者鍾嶸，以及文學名士江淹、陶弘景等。總之，蕭梁一朝的文學之盛，在中國曆史上可能隻有盛唐和北宋能與之比肩。
有時候，文明可能意味著文弱，而野蠻則意味著蠻勇。在尚武的古代，當文明與野蠻較量時，勝負就難說了。南北朝期間，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最終衝破長江中遊，直逼北部灣，漢人在梁朝（502—557年）前後甚至被逼進海南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