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吳廣發起的農民起義在中國曆史上具有標誌性作用。因而，他們倆才是平民暴力奪取政權這一政治模式的真正奠基人，而秦始皇隻是他們的啟蒙者。秦朝的覆滅與漢朝的出現，都發軔於這兩人發起的農民起義。
陳勝、吳廣是兩個見多識廣的河南農民，尤其是陳勝，從小就胸懷“鴻鵠之誌”，是他第一個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革命理論。他們本來不服秦二世取代應該繼承王位的長公子扶蘇，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他們也要篡權，要自己做皇帝，推翻剛剛建立的秦王朝。劉邦則是後起得利者。
之前的中國社會可謂一個“敬神”的社會，似乎在秦漢之後，對神的敬畏之心漸弱，以至於人們對天子的敬畏亦大打折扣。“天子”本身就具有一種神性，如日本的天皇一樣。
在理性未起的愚昧時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周朝風雨飄搖近800年，嬴政一旦推翻了周王朝，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效仿他而推翻新朝，多米諾骨牌效應就因此而出現。
周人滅商，將之歸為“天意”，為了表示自己不敢與曾經的“天子”商皇室比高低，周王室甚至自降身份為“王”，他們始終不敢稱“帝”。殺“天子”更是違背當時宗教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行為，所以紂王並非為周人所殺—起碼傳言說紂王是自焚而亡。其他朝代裏也幾乎無人敢明目張膽地弑君，這種政治習慣一直到“五胡亂華”時期才真正被打破。周王室之所以苟延殘喘近800年，到後期羸弱不堪但無人敢碰，或多或少都與這種“天子神聖”的思想有關，而且這也說明周人建立的傳統已經產生了約束力。
盡管秦始皇由“王”升格為“皇”已是僭越，滅周更是本質性革命，但畢竟秦始皇本身也是一小國之君，所以，從陳勝、吳廣起義建立國家“張楚”，到劉邦建立漢王朝，與秦朝相比，革命性質再次升級，成為完全的農民起義。
這種平民暴動建立政權的政治哲學，這一次次內涵接近的暴力革命形式，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之後的社會格局，從政治、經濟、文化一直到教育和審美，都受到了這一政治哲學的波及。這是世界上其他地區都不曾有的一種獨特局麵。所以，秦漢時期真正奠定了之後中國的文化格局與品質。
自秦漢之後，中國曆史上一貫政治激進、文化保守。政治上不斷發生徹底的革命，但是由於地緣與地理的特殊情況，對外交流不暢，中國的文化思想反而日漸保守起來。
秦漢至清末是中國文化保守期
文字是文明的基礎與標誌。中國人之所以經常自詡“文明延續不斷”，就是因為從甲骨文至秦統一後的篆書再到今天的簡體字，文字都是連續的。其實，今天的中國人除了極少數專家，沒有多少人認識甲骨文。漢字的變動也是非常大的，在東周到秦朝時期曾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類似的文字改革也發生在埃及這樣的國家裏。“變”顯示出受到新的衝擊越大，進步越快，但是中國人將這種緩慢的變化看作一種正麵的、令人驕傲的“曆史延續”，這種觀點有些片麵。類似的文化保守可能有許多原因，但中國的“祖先崇拜”習慣可能是其中之一，因為祖先的製度都不能變。
漢代文字從篆到隸，進入成熟期，當時文與字已與今天相差無幾。中國今天可見的古文多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最遠的可達戰國，春秋少見。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繼承的文化傳統多是從漢朝開始的。
從秦漢到清朝，中國的文字與書麵語法一直沒有發生本質性轉變，直到20世紀初期白話文出現。文字改革一般標誌著深刻的社會變革。從這個角度而言，從秦漢到清朝可能是中國最為保守的一個時期，也是一個相對統一的發展時期。在我們可見的曆史時期中，秦漢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辛亥革命之後到今天是另外一個大變革時代。
處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治“六經”勞苦功高。有學者指出，春秋前後才出現“漢語有效文字”，這使得生逢其時的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 參見黃奇逸《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學結構》。
]。孔子這位2500年前的山東魯國人，代表著周文化的保守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曆史。
漢朝最突出的文化改革之舉是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以後，中國的文明和命運都沿從這條2000多年前的政治思想。從普通百姓的生活到士子們的理想，尤其是政治與文化，皆受儒家教化的影響。故而孔子在中國有“素王”—沒有政治權力的“思想王”之稱，也相當於一位中國地區永遠不死的教皇，不過他也隻不過是封建王朝手中的一個不斷被塗漆刷新的傀儡。
中國的傳統不會允許有一個活著的教皇。雖然自西漢開始，曆代孔家都有一個明確的繼承人“衍聖公”，但他們都沒有發揮政治製衡作用，而僅僅是一個文化象征。儒教也不過是個擺設，所以最終演變為促進專製統治的工具之一。
西方的教皇之所以可以與西方世俗皇帝分權，是因為歐洲的特殊情況。中國從秦漢時期就開辟了暴力革命的政治更替模式，相較而言，歐洲從法蘭克帝國開始，政治和宗教一直密不可分。這種政治結構是對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羅馬帝國的模仿，“君權神授”使得歐洲的政權更替更為和緩，遠不如中國激烈。這個傳統也與最初羅馬帝國在蠻族衝擊下走向沒落時，君士坦丁大帝不得不求助於基督教會的事實有關，基督教會的這一恩情支持了其在歐洲大陸的權力延續。而中國的孔丘卻是被強大的漢王室挖掘出來的，所以孔家對曆代王權唯有俯首聽命，若有違反，孔家隨時都可能威信掃地。
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形態一直被認為是世俗王權，這其實是個錯覺。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有隱蔽的“政教合一”性質。一般的“政教合一”中，宗教是高級形態，而中國的宗教隻是一種原始崇拜形態而已。中國人稱呼皇帝為“天子”，這裏的“天”就是一種原始崇拜。
“天”的概念是從萬物有靈時代開始的，至少在商周時期已經在中國出現，到周代有比較明確的皇帝代稱—天子。這一稱謂表明了中國的統治者不是凡人肉胎，他們是帶有超驗形態的神，是“天帝之子”。每朝開國皇帝也都會給自己編造一些神話故事進行包裝，以說明他們並非凡人。社會學家韋伯幹脆將中國皇帝比喻為“大祭司”。中國的專製之所以能成為傳統，原因有很多，其中超穩定的“政教合一”結構為之做出了隱蔽的貢獻。
就在同一時期，或者更早期的猶太教中就已經出現了“彌賽亞”或“基督”概念，這就是“天子”的西方版本。中國的“天子”這一文化概念與西亞可能是同源傳播的關係，而傳播的途徑可能是通過伊朗地區來實現的。
西方的世俗皇帝從中世紀開始必須得到教會加冕才具有神聖權力，才具有合法性。西方與東方一樣，都要借助超驗的宗教勢力。但是自從儒教樹立後，中國的新君上台後不是先拜天地神聖，而是先到文廟尊拜孔聖人，這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結構中的隱性三足鼎立：暴力支撐下的強權、超驗的天子崇拜，以及儒教。
孔子在中國文化中同時具備教育家的身份。“獨尊儒術”的漢朝確實在教育方麵繼承了孔子的精神，他們開辦了高等教育學府“太學”，學習內容自然也是以儒學為主。
在這樣的教育指導方針下，太學與西方教育的代表—古希臘的私人教育一開始就有了很大的差距，因為古希臘人對於不同的思想體係並無差別對待，一概以真理為旨歸。這種區別的本質是：一種是世俗的，另一種是超脫於世俗的，唯以真理為標準。不過，不能說“世俗”就是庸俗或不道德，比如自古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氣節，從不食周粟的伯夷開始就樹立了以現實為起點的標杆，但這種精神確實與真理無關。這種現實姿態是儒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最終歸於“忠君”一脈。
以現代標準來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肯定屬於“政治不正確”，但若全都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古人就幾乎沒有什麼是正確的，即便對於創造漢字這樣的豐功偉績，也可以這樣質疑：為什麼沒有采用更為便捷的字母文字呢？所以，對於孔子的功過，我們也應該“曆史地”看待。
有哲人曰：“個人隻是曆史的人質。”所以，後人譴責前人過甚是錯誤的，過分的批判除了泄憤也往往沒有多少價值，應該多向前看。
客觀地說，宗教是農業社會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也可以說是先進文明的標誌。軸心時代之後，舊大陸地區隻有三個成熟的文明區，它們的典型特點是：歐洲趨向基督教，西亞皈依伊斯蘭教，東亞儒教化（同時輔以佛教和道教）。可以說，沒有儒教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文明。有人會說儒教不是宗教，但事實上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宗教的社會角色。
現代化這波文明是以顛覆宗教為特征的，顛覆發生晚了就是落後的象征,因為顛覆就是革命。歐洲全麵完成基督教化大約是15世紀的事情，但到了16世紀，“新教”革命就在德國開始了，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都向著顛覆宗教權威的方向發展。中國人“打倒孔家店”是從1919年開始的，這表明中國人在儒教成熟之後沒有足夠的改革，其顛覆更比歐洲晚了幾百年，其文化保守性可見一斑。其他文明板塊有的至今未動，則更落後。無論如何，遲遲不能顛覆儒家的責任不能算在孔子的頭上，正如“獨尊儒術”亦非其本意，這是中國文化的不幸，也是中國的宿命，因為對中國文明起決定作用的可能是恒定的地理地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