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地緣導致的“大一統”
統一的國家是大國，大國統治需要強力乃至蠻力，所以封建專製與中國的命運聯係在一起。有人會說，中國放棄封建專製的前提是放棄大一統。但是，大一統難道就是“天命”嗎？
自秦朝之後，中國屢次統一都涵蓋了基本相同的地域。為什麼會如此？為什麼中國有大一統的情結？人們對此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我的看法是：主要是因為地理和地緣之便。
中國遠離人類早期的文明核心西亞，所以不受外部文明的直接衝擊；而印度直接麵臨西亞與中亞，所以曆史上很難統一，這便是外部地緣條件的影響。中國西邊的高原和沙漠向東部傾斜，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連續扇麵，出了這個範圍就難以納入統一的範圍。日本列島、中南半島以及西伯利亞高原都不在這個完整的地理扇麵之上，所以中國的統一就止於這些邊界。中國有其天然的地理範圍，曆代統治者是清楚這些邊界的—出了這個邊界，統治成本就要加大，甚至會血本無歸。元朝盡管地域廣大，超出了這個統一的地理扇麵，很快就分崩離析；鄭和下西洋無功而返，與此也應有一定的關聯。實際上，這些邊界也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眼界所及的最大範圍，這些隱性邊界的限製也造成了中國人相對狹窄的視野。中國之大，也造成了“中國之小”。
縱觀世界上其他地區，可以統一的地區一定都有相對統一的地理特征，即大致在同一個扇麵之內，否則就不可能長期維持，更不能形成一種相關的文化傳統。可以肯定地說，假如位於中國相對核心位置的大巴山或大別山海拔不是2000米，而是4000米，或者長江三峽不存在，那麼中國的長期統一就不可能維持—終年積雪的高山一般會形成交通阻隔，沒有長江維係，四川盆地與下遊平原無法聯係，整個長江流域也不能成為一體。這方麵看看歐洲就更容易理解。整個歐洲的山水可以用支離破碎來形容，所以那裏小國林立。歐洲“破碎”主要是因為海拔接近5000米的阿爾卑斯山脈對周邊起到了分解與隔絕的作用，那裏是幾個國家的分界線。當然，眾多的半島地形也是分裂歐洲的天然地理要素。廣袤的俄羅斯之所以可以無限擴張，就是因為在俄羅斯境內處於核心區域的最高山峰—烏拉爾山海拔不過2000米，而俄羅斯最高的高加索山恰好聳立在邊境，這個海拔4000米的高山發揮了隔斷作用。
地理特征是影響長期統一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專製是否可以成立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的文化就建立在一個個相對完整、穩定的地理環境之內，所以，中國的許多文化特點實際上是由恒定的地理條件決定的。
另外，中國這個大致完整的地理扇麵，其“扇柄”在西的特點，決定了東亞的文明將最終流向東方的“漏鬥”平原，而洛陽到開封段的黃河流域，是北方最著名的兩條絲綢之路在華北平原東西與南北的彙合點，所以，中原就成為中國的核心區域。這一特殊地勢，使得文化可能長期保持隻進不出，從而構成了中國包容而封閉的文化特色，因為文化一旦沉澱在東部，若再向外溝通，勢必要承受地理上巨大的不便。中國之所以成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就因其建立於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條件之上。
南北水陸的中西交通古已有之
漢朝版圖比秦朝大，因其打通了河西走廊—事實上是控製了河西走廊。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暢通，但人們並不清晰地知道它的存在，絲綢之路的發現其實是一位近代法國傳教士的學術成就。即便是見多識廣的司馬遷，在以嚴謹著稱的《史記》中也誤認為是張騫“鑿通”了中西，這個觀念誤導了中國人2000多年。事實上，西域的絲綢之路一直發揮著中西之間的溝通作用，隻是這種交流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變化，並非永遠暢通無阻。
中國南方通過水路交通與西方的交流在商代便已存在，但這樣的交流較陸路少。比如，四川出現的部分麵貌為歐羅巴人（又稱白種人或高加索人，主要分布於歐洲、亞洲西部和南部、非洲北部及北美洲北部等地）的三星堆遺址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中原的一些考古發現也證明了中國與東南亞沿海地區的聯係。羅馬人的船在漢代才到達中國南海，但這樣的船隊所需的經濟、技術與政治支持可能難以長期維持。所以，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古代直接的遠距離溝通極少，而且頗具偶然性，大多數的東西方交流以及此類的長途交流，都是通過短途分段交流連接而實現的。這樣的交接猶如一種原始咬耳朵式的信息傳播，最後就會造成信息失真，以訛傳訛，神乎其神—《山海經》裏麵千奇百怪的物種，可能就是類似的傳播方式導致的結果。
遠東是相對獨立的一個地區，憑借農業時代的交通工具，一般人都走不出去，隻有極少數人在信仰或其他特殊的條件支持下，才能夠如唐三藏那樣周遊列國。
“漢人”是一個文化概念
帶有文化本位的“中國心態”應該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寬闊的疆域與豐厚的文化積累都給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充分的自信。秦朝之後的漢朝使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漢人誕生。由於漢人居於中國地理的核心區域以及其占據人口之比最大，從此“中國”與“漢人”幾乎成為同義詞。其實，“漢人”並不是個血緣概念，不過是不同時期的不同人擁入中原地區後的人群總稱，融合之後就有了一些文化和生理上的統一性。
漢人的產生確實也不是偶然的，而且漢人理應是中原農耕文化的代表，因為劉邦就有可能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沒有遊牧背景的統治者。他實際上不是來自黃河流域，而是來自偏東南的江蘇境內。當然，考慮到黃河也曾經與淮河、長江並流，劉邦所處的淮河流域也可以視為黃河流域的外圍。這個皇族的出現，象征著華北平原的文明力量與北方遊牧人的抗衡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劉邦將他的王朝定都於關中西安。為什麼西漢定都於西北而非劉邦的家鄉？除了關中地區原先就是帝都這一便利條件之外，劉邦的考慮肯定與秦始皇是一樣的：當時的人類文明核心依然在中國的西方，並且當時主要通過陸路傳播文明，所以首都必須選擇在西北，絲綢之路在當時的巨大作用說明了靠近西部選擇都城的必要性。
人類早期文明核心在中東，與之地理相連、交通方便的中國北方草原就成為一個長期向遠東輸送文明的通道，這形成了絲綢之路最北的草原之路。就在這條道路上，從西方傳來了馴馬技術、冶金技術、麥類種植技術等。秦漢以後，中原農業文明逐漸強大，同時，隨著西亞文明的衰落西移，文明核心通過地中海轉移到歐洲，亞洲北方草原的文明相對於中原愈顯落後，他們的負麵作用也越來越大。匈奴便是秦漢時期已顯危害性的一支西北遊牧民族力量。
氣候引起全球農牧線的波動
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的侵襲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並不太為常人所知：全球氣候在近幾千年內從高熱潮濕到幹冷不斷波動。每年平均1°的氣溫變化都會引起農業文明和遊牧民族社會動蕩，而這樣的波動一直在發生著，隻是間隔的時間不一。曆史上中國幾次大的南北戰爭及社會動蕩都與當時氣候的強烈波動有關。全球氣候變冷傾向直到20世紀才開始逆轉，“地球變暖”成為今天人們的熱門話題。
曆史上氣候的變化明顯。商朝時，大象還生活在黃河流域，甚至河北、內蒙古一帶都有象骨發現，但到了春秋時期大象就被寒冷的氣候趕到了長江一線。而今天大象則隻生活於中國南端的雲南了。
所有的生物都是環境的產物，人也一樣。隨著氣候的變化，中國北方地區的農牧分割線也在不斷變化，這個環境問題最終表現為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國內地農民之間的拉鋸戰。這個傾向致使中國文明一次次毀滅又重建，並最終使中國文明重心不斷向南推移。
中國地區文明向南推移的現象也是舊大陸的整體現象。自從人類使用馬匹以來，草原民族如虎添翼，交通與軍事能力大幅提高，他們是這一新事物的最大受益者。直到現代化開始，新的交通工具與軍事手段在科技推動下全麵更新，遊牧人統治世界的格局才得以徹底扭轉。
公平地說，僅就匈奴與內地漢人之間的關係來看，更像是中原人先侵犯了匈奴的利益。秦時的長城最西北處就在蘭州附近，河西走廊本來在外族手中。中原人可能是為了打通西北和中亞，聯通文明渠道，搶占了河西走廊這條“細脖子”要道。之後匈奴人在民歌中哀傷地唱道：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焉支山就在今天的甘肅省山丹縣一帶。這個事實說明了遠東地區對於西方文明的渴望，同時也說明了中原文明在秦漢時期達到了一定的強勢，可以維持這樣一條文明黃金通道。這條通道是中原人的文明出氣口，沒有它就不能成活。所以，中國古人在那裏上演了一次次殘酷的爭奪戰。
秦漢以後，中國政治激進、文化保守
有人說劉邦是個“流氓”，他利用了項羽的“貴族風度”，最終取得了楚漢爭霸的勝利。一步之差，中國人的主要構成就可能會變成“楚人”而非“漢人”，而中國文化的主題也會變為“楚文明”而非“漢文明”。不過，我還是更支持“漢文明”，因為此時長江流域的“江東文明”還相對單薄，不能代表中華文明，中華文明還需要在黃河流域以及淮河一帶繼續盤桓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