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於公元前221年。這個同樣起源於甘肅附近、明顯具有西戎特點的族群，重新將帝國定都於關中鹹陽。中國文明的命運至秦為止，一直掌握在與中亞有神秘關聯的半遊牧人手中，考古證明他們的先人與中亞的斯基泰人有關。在此期間帝都始終處於中國西北，這說明了將外來文明傳送至中國一直是由中亞地區完成的。
關中平原是通往中原的主要文明驛站。當時的傳播工具比較落後，不能有效打破文明傳播受到的地緣牽製。秦朝的強盛潛在受惠於中亞地區，於是最終未能移師中原。
秦朝為何能統一中國
秦人統一中國，撕裂了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古老傳統。之前延續了800年的周文化已在山東魯國結成碩果，連帶中原文化，不僅出現了後來不斷被人提及的“百家爭鳴”，更是發展出了統治中國思想領域2000年的老莊哲學與儒學。但是，嶄新的秦文化依然獲得了勝利。原因是西北秦人占據了“地利”，新技術和新觀念源源不斷地從發達的西邊輸入進來。
秦人一上台就“焚書坑儒”，對這一事件盡管有種種解釋，但這的確是西北文明（外部）與東部文明（內部）不兼容的一個象征，也是新舊文明不兼容的象征。同時，對“儒”的殺滅也反襯了當時儒家氣勢已盛，“道統之爭”已顯端倪。
我們有理由相信，秦人在當時已經得知了許多有關希臘以及羅馬、波斯的信息，尤其是亞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東征進入亞洲，給絲綢之路帶來了巨大的震蕩。秦人肯定對這些早有耳聞，他們中有些人或許就是當初東征進入中國的先兵—在秦公大墓中發掘出不少活動在中亞或東歐一代的斯基泰人的物品。無論如何，戰爭引起的動蕩，向來就是信息傳播的高峰。地中海東北地區的帝國東征，在中國的波及效應起碼應該一直維係到漢代。當然，若說秦漢時期的人對於西方的認知很清晰，那也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們當時的文獻保存及地理認知都很落後。
如果不好理解這樣的時空跳躍，不妨想象一下自公元前5世紀就生活在中國河西走廊一帶的遊牧民族—大月氏。他們在漢時離開中國西北，後來奔逃於中亞、西亞，最後大部分落腳於印度，成為“貴霜帝國”的一個部分，其餘的一部分人作為“小月氏”彙入今天的甘肅與青海。
古代人與現代人完全不同，他們很自由，過著“原始共產主義”的自在生活，想到哪裏便到哪裏。所以，我們對於漢朝之前的中國王朝由誰建立，以及他們來自哪裏，都是推測，有些問題甚至連一些合乎邏輯的解釋都沒有。但總體來說，我認為那些先秦的祖先們與後來曆史時期的中原王朝建立者沒什麼兩樣，多數是由北方遊牧民族發展而來的，比如黃帝就有可能是從蒙古高原通過張家口一帶進入華北平原的半遊牧民族。由於氣候漸冷，後來同樣具有明顯遊牧人特征的周人、秦人降低了走向東亞的緯度，他們選擇了從黃土高原東進，寧夏、甘肅、青海等地都是他們最初發育、逗留的區域，最終他們停留在陝西關中平原，開始發達起來。
中原人口來自北方草原或來自農牧分割線一帶是個規律性現象，但是在中原逐漸定居的以農耕為特征的漢人，常常幻想他們祖先的根源就在中原。中國3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早期的遊牧統治者因受西亞文明的影響而多來自中國西北，後期則因西北文明程度相較中原文明降低之後，中國的遊牧統治者則更多來自東北。為什麼遊牧民族可以一再主導中國這個農業國家？答案與遊牧民族的特性—尤其是騎兵的戰鬥力有關，這一點在西方曆史上也不例外。
這個事實因為諸多複雜的原因一直被扭曲或掩蓋。還有一個更為隱秘的事實是，這些東北根係的少數民族都與鮮卑族有關，而鮮卑人很可能與希伯來人有一定關聯，起碼鮮卑人中的白人含量（Y染色體為R）較其他民族高是事實。目前從文化上與基因比對上來看，鮮卑人和希伯來人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不過尚需進一步確證。
在中原地區本土文化尚不發達的情況之下，外來的遊牧民族帶來的是新技術與新文明。但是到後期，中原文明逐漸成熟之際，遊牧民族的南下或東進就成了野蠻入侵，這個態勢與西亞文明的逐漸衰落有著密切的關聯。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大致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1.先秦時期；2.秦至唐時期；3.宋元到清朝時期。在第一個時期，遊牧或半遊牧人是文明的主要建立者；在第二個時期，盡管農牧交融的代價很大，但中原文明從中依然有所收獲；在第三個時期，遊牧人南侵凸顯遊牧民族對中原文明的野蠻衝擊，將中國文明的積累一再攤薄。中國人自稱中華文明是五千年綿延不絕的奇跡，這並非事實—以中原為標誌的中國文明在曆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被“格式化”，即便放寬一些看，也是一種麻繩式的接續，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發展模式沒有太大區別。不僅如此，“五千年文明”也是不合乎學術規範的講法，對於中國的文明史，國際學術界隻承認從甲骨文出現之後的三千多年。
如何評價秦始皇
秦始皇統一六國顯示了一種新的文明能力。這種能力可能不僅體現在軍事方麵，還體現在國家管理方麵。
在地域上的統一，也就是建立秦帝國，是一種新的政治形式或概念，秦始皇之前應該有其榜樣—亞曆山大帝國以及波斯帝國，以及更早的中東一些帝國，都是這種形態。文明傳播的結果就是學習與模仿，秦始皇很可能模仿了它們。不過，這也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比如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帝國、赫梯帝國，還有比秦早兩百年的波斯帝國以及基本同期的馬其頓帝國，它們都是文明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中國亦應如此。但是從這些帝國的“排序”可以看出，中國比中東附近地區落後至少一千年。在史書中長著鷹鉤鼻的秦始皇，埋葬於一個類似古埃及金字塔一樣的覆鬥形大墓裏。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秦始皇是個暴君，但秦始皇在諸多方麵的全新創舉以及他的大膽“破壞”，都顯示了他的“新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確實按照他的意願成為中國的一個開創者，一個“始皇帝”。
秦朝發生了許多大事，“焚書坑儒”隻是其中之一。“書法不隱”的董狐在晉國被殺，捍衛了“秉筆直書”的曆史傳統。這一傳統在東周已遭破壞，到了秦朝，更是出現了“指鹿為馬”的荒謬。所以，在春秋戰國到秦漢交接的時期，禮崩樂壞，中國文明處於轉型期，這個轉型既是內部的需求，也是外部文明的促進，正與今天中國的轉型同構。今天的大轉型是因為現代化與電子時代的到來，秦漢前後的大轉型則是因為冶煉技術的全麵普及，農業與大規模戰爭都因此走上新的台階。
春秋戰國時期可能是比較明顯的第一個社會大轉型時期，中國從相對原始的社會過渡到了一個有組織、有暴力統治的帝國時代。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是，秦漢之前的社會大概接近於今人熟知的西藏，十分淳樸；而秦漢之後，原始道義全無，中國社會展開新的一頁。
秦朝作為新朝，自然討厭喋喋不休頌揚周文化的儒家。焚書的道理，無非是讓人們忘記前朝的意識形態。無論細節如何，“焚書坑儒”不是簡單的好惡，而是個明確的政治事件，屬意識形態之爭。
秦朝確實在很多方麵開拓了新局麵，“車同軌、書同文”是其中最卓著的貢獻，這也說明了秦朝在文明傳播方麵的精明：因為車與書是傳播所需的交通、通訊的第一要件，它們的統一都需要通過國家暴力來強製完成。
秦人也帶來了明顯的壞風氣—不講規矩，他們甚至就是為了破壞規矩而來。“為政以德”“齊之以禮”在殺氣騰騰的秦朝都不可能得到貫徹，新執政的遊牧人總是以粗野的麵目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中國上古時代積累的溫文爾雅與貴族做派，之前盡管已經有所沒落，但還是會顧及門麵、遮遮掩掩，周朝盡管遷都後日漸沒落，但還是一直維係傳統禮德，而秦朝就“赤膊上陣”了。東周被秦滅，傀儡周王死得不明不白。
秦始皇把自己從“王”提格為“皇”是一種革命，滅六國與東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可以說秦始皇是中國後來暴力革命的鼻祖。從此以後，在中國人人皆可為王。也因此，秦始皇為天下所不容，這或許也是秦朝短命的原因之一。秦始皇的全新革命必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
中國曆史的“統一性”
現代中國人早已習慣自己的曆史，以為全球皆如中國一般，王朝頻繁更替。事實並非如此，就革命性而言，中國在全世界可謂獨樹一幟。
歐洲曾長期處於天主教教廷的統治之下，日本主政的則為“萬世一係”的皇家，相比之下，中國古人崇尚暴力革命的政治傳統尤為凸顯。也可以說，商替夏、周滅商就已經標誌著建立政權的傳統開始形成，後來周人又重新積累了八百年的“偃師”新傳統。到秦朝，這種新傳統被重新破壞，而且這是在記錄清晰的曆史時期，所以秦朝對於後世的政治“榜樣”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秦隻傳一代就又被漢朝取代，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明顯成為一種“中國政治模式”。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
秦始皇的統治不僅與暴力革命聯係在一起，還與“專製”和“統一”這兩個政治命題聯係在一起。自秦開始，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傳統世人皆知，這是個涉及麵極其廣泛的龐大課題，其起因與延續牽涉多方麵因素，“以暴抗暴，冤冤相報”可能是對這一政治傳統模式極端反動的表現，封建專製與暴力天然地聯係在一起。
“統一”這個主題可能也與專製有關。中國人最初的統一意識建立於秦朝人開拓的廣闊疆域與大一統思想意識之上。夏、商、周三個朝代所占據的地方很小，無所謂統一。《詩經》有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先秦時代泛泛的所知之地都是王的，沒有邊界的概念。中國人真正有版圖意識，知道天下之大，恐怕要從秦朝開始。所以，秦朝是一個真正的新王朝。統一，以及統一的邊界在哪裏，中國人在秦朝時期才第一次有了大致的概念。但是，秦的疆域比今天的中國依然小得多，北不過長城，西不過剛剛涵蓋了蘭州、成都與昆明一線，南邊的海南島與台灣都尚未納入秦人的視野，而東北角的秦疆邊陲就在沈陽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