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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自負我們大可不必相信，但他的這段分析無疑指出了這樣一種事實，即對於革命黨人來說，當他們的目的已經確定之後，不論條件具備與否，他們都將義無反顧地為之獻身，為之奮鬥。他們堅信：“若創造這立憲共和二等的政體，不是在別的緣故上分判，總在誌士的經營。百姓無所知，要在誌士的提倡；誌士的思想高，則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們為誌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誌士為之原動力，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為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283頁。
]很顯然，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條件進行革命，建立共和，這便是信奉改良主義信條的梁啟超根本無法想象得到的。於是，革命派不僅“辯倒”了改良派，而且後來的事實也確實證明，在人為的推動下，革命並不是不能發生，共和也不必是不能超前實現。至於後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理想與現實
改良派沒有“說服”革命派，因此，不僅君主立憲的舉國共識建立不起來。事實上，革命的共識也無法成立，革命的影響和力量依然小於君主立憲派。中國的未來前途依然存在多種可能性，關鍵就看清政府的態度和誠意了。
清政府君主立憲的方案醞釀、發動於西太後執政的時候，不論西太後本人對君主立憲的真實用意何在，但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非西太後莫屬。因此，如果不是光緒帝、西太後在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突然相繼死去，君主立憲製的推行或許尚需時日，但清政府決不會因皇權中心的突然喪失而手足無措，從而失去對全國秩序的維護和控製。
西太後死前將光緒皇帝的弟弟載灃之子溥儀立為皇帝。但溥儀當時年僅三歲，於是載灃被任命為攝政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西太後任命“載灃為攝政，由載灃之子繼承皇位這一安排，並未考慮到是否有助於清王朝的安定與帝國的繁榮。載灃幾乎毫不具備做攝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質。他無力節製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顯貴，他被迫授予他們政府高位，而不考慮他們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許多有才幹的漢員的支持，否則這些漢員在1911年革命爆發時就會站在他這一邊。在實質問題上的每一點他都讓了步，最終隻好接受其子的退位和清王朝的覆滅”。[?（美）A.W.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下冊第424~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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