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
創造自己的人
我認為戰地記者比起軍人來，能獲得較多的酒、較多的女人、較好的收入以及較大的自由；然而就這場遊戲而言，擁有選擇立場的自由且被準許做個不受製裁的懦夫，卻能叫一個戰地記者備受折磨。戰地記者的賭本：生命，是操在自己手中的。他可以押在選定的注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分鍾把它收回口袋裏。羅伯特·卡帕比誰都有資格代表戰地記者發言，表白用生命換取影像的心境和代價。他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戰地記者，他的攝影生涯就如同賭命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各個戰區—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北亞戰爭、意大利戰爭、諾曼底登陸戰爭、法國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用血肉之軀去換取萊卡相機裏的一格格底片。他從來就沒有將賭注在最後一分鍾從牌桌上抽回，一直抱著不輸即贏、孤注一擲的豪情與認命，等著輪盤上的珠子落停在那一個號碼上。卡帕贏得了迄今依舊無人超越的戰爭照片，然而卻在1954 年5 月25 日的一場小得不能再小的賭局裏，賠上生命—誤踩地雷，被炸得屍骨不存。
羅伯特·卡帕這位出生入死的影像士兵的形象，永遠烙在人們的心靈上，他的照片已成為人類和戰爭的象征。他一生痛恨戰爭，想借影像來喚醒人們的良知，不再彼此殺戮。他的死就是為人類提出的最後諫言。看卡帕的照片仿佛可以聽到子彈疾飛、炮彈隆隆的聲響，每一幀都是人類愚蠢行為的明證。
用生命賭影像
《我—安德烈·弗裏德曼》是一篇自敘體的散文，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卡帕老兄。弗裏德曼怎麼變成卡帕的經過，倒是攝影史上絕妙透頂的趣聞。
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弗裏德曼，在中學時對政治極感興趣，曾有意加入共產黨，在一次入黨的秘密會麵時，他將賭注在最後一分鍾收回口袋，轉身走了。沒想到第二天就被政府當局盯梢跟蹤，而家人也跟著被盤問，弗裏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國，前往德國求學，從此永遠和故鄉親人告別，那年他才不過十八歲(1931)。
弗裏德曼到了柏林，半工半讀，在照相館裏做師傅的助手，就這樣和攝影結了緣。三年後他到巴黎闖天下，並且製造出一位世界最著名的莫須有攝影家—羅伯特·卡帕。
滿腦子鬼主意的弗裏德曼和西班牙籍的女友姬達·塔羅（後來成為卡帕的太太）在巴黎租了間辦公室，號稱是美國一位年輕富有的影像好手—羅伯特·卡帕的經紀代理公司。弗裏德曼負責製造照片，塔羅則用她長袖善舞的手段推銷出去，說是由於這位“卡帕”先生富有得不得了，不屑於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張照片非要150 法郎不可，否則免談，愛買不買悉聽尊便。這個價碼三倍於當時最高的行情，然而硬是讓塔羅給一一推銷出去了。幾個月後，市麵形成了一股“卡帕熱”，歐洲重要報刊都爭相索取這位隻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大攝影家”的照片。
另外，塔羅對美國新聞機構耍了同樣手腕，宣稱“卡帕”是巴黎年輕富有的影像高手，搞進了不少鈔票。當然啦，這不隻是走運而已，弗裏德曼高人一等的攝影功力才是成功的主因。
不過，這個騙局終於被《考察》雜誌的圖片主編渥克拆穿了。日內瓦有個國際會議發生了暴動事件，所有的記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魯地趕走，唯獨弗裏德曼混了進去，拍到了獨家特寫鏡頭。說巧不巧，這一幕情景被在旁的渥克看得一清二楚。三天後，那些照片被送到渥克的辦公桌上，他撥了個電話給“卡帕”的經紀人，塔羅這麼回話：
卡帕先生的這批獨家照片，一張要三百法郎。
渥克回答：
有關卡帕的事倒是挺新鮮的，不過，請你轉告那位身穿髒皮夾克，到處亂拍照的荒唐小子弗裏德曼，明天早上九點到我的辦公室報到。
就這樣，安德烈·弗裏德曼不得不以羅伯特·卡帕的身份正式亮相，而今天大家幾乎都忘掉卡帕的本名了。
香檳·賭馬·馬格南
卡帕現形之後更加走紅，加上世界各地的戰事逐漸升溫，他就開始終年在外奔波，和槍比快地猛按快門。1936 年首度造訪美國；1938 年到日本與中國大陸；1939 年到歐洲再赴美；1941 年到1945 年就開始專門為Life 雜誌在歐洲各戰區拍照。這些作品都是連底片還沒衝洗，就隨軍機空運回美，而由別人放大的。卡帕往往要在數個月甚至一年之後才會看到自己的作品，他整天在戰壕裏，根本無法想象自己的名氣已響遍全球。卡帕幾乎變成戰地記者的代名詞了。除了以戰爭攝影影響無數後進之外，卡帕在攝影史上最大的建樹，就是創辦了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組織—馬格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