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中央研究院遷台前後(15)(1 / 1)

希查照。”

傅斯年的絕情無義實屬無奈,他自己已是一個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憶丈夫傅斯年臨終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他對麵,縫補他的破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我一陣心酸,欲哭無淚。”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灣大學就校長職,仍兼任史語所所長。出掌台大,他廣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實圖書、獎勵研究,奠定了台灣的學術根基。不久,台灣發生學生運動,當局大肆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憤慨,親自找國民黨情治部門交涉,甚至直達最高當局,要求沒有確鑿證據不能隨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確鑿證據要逮捕台大師生也必須經本校長批準。當時,國民黨政府丟失大陸,退守孤島,風聲鶴唳,要求各機關學校實行聯保製度,也要求台灣大學師生辦這種手續。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灣大學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他可以個人作保。若有問題,願負全部責任。結果台灣大學破例沒有實行聯保製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後,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台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係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他寫道:“學校不兼□□任務”,“我不是□□,也不兼辦特工”。他的最後一次講話,在重申自己的辦學原則和育人理想之後,情緒激昂地說,“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學生,僅僅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的青年,我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們擯棄於校門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憶丈夫:

孟真最愛才,想要發掘高才生,加以鼓勵,舉行全校作文比賽,頒發獎金,他親自出題閱卷,看到好文章,便約作者麵談。

一日,他回家,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約作者麵談,極為激賞他的文才;但該生家境貧寒,又患深度近視,問他何以不戴眼鏡,該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後不多日,衛生署劉瑞恒先生來我家,交來眼鏡一副,說是孟真托他在香港為某生配的。我接過眼鏡,淚濕衣襟。

劉先生臨行時,我才記起問他需款若幹,他連連搖著雙手說:“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