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查照。”
傅斯年的絕情無義實屬無奈，他自己已是一個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憶丈夫傅斯年臨終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他對麵，縫補他的破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我一陣心酸，欲哭無淚。”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灣大學就校長職，仍兼任史語所所長。出掌台大，他廣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實圖書、獎勵研究，奠定了台灣的學術根基。不久，台灣發生學生運動，當局大肆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憤慨，親自找國民黨情治部門交涉，甚至直達最高當局，要求沒有確鑿證據不能隨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確鑿證據要逮捕台大師生也必須經本校長批準。當時，國民黨政府丟失大陸，退守孤島，風聲鶴唳，要求各機關學校實行聯保製度，也要求台灣大學師生辦這種手續。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灣大學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他可以個人作保。若有問題，願負全部責任。結果台灣大學破例沒有實行聯保製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後，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台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係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他寫道：“學校不兼□□任務”，“我不是□□，也不兼辦特工”。他的最後一次講話，在重申自己的辦學原則和育人理想之後，情緒激昂地說，“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學生，僅僅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的青年，我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們擯棄於校門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憶丈夫：
孟真最愛才，想要發掘高才生，加以鼓勵，舉行全校作文比賽，頒發獎金，他親自出題閱卷，看到好文章，便約作者麵談。
一日，他回家，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約作者麵談，極為激賞他的文才；但該生家境貧寒，又患深度近視，問他何以不戴眼鏡，該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後不多日，衛生署劉瑞恒先生來我家，交來眼鏡一副，說是孟真托他在香港為某生配的。我接過眼鏡，淚濕衣襟。
劉先生臨行時，我才記起問他需款若幹，他連連搖著雙手說：“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