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考據，中研院典型奴才體係，蔣介石反動政權文教方麵點綴品。胡適“江湖”，以前人已有結論，引申補譯作為大文，向帝國主義禦用機關看齊，“九一八”時胡適雲五十年後東北中國化。“漢學”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齊，為賣身投靠。
考證考古主要為資本主義服務，在中國變為帝國主義服務，成為買辦學。
6月20日，胡厚宣再次檢查：
學術思想：中學封建教育，奴才買辦的考古學和甲骨學，機動的濃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發明，為名利而離開史語所。以上動機，本質上是反動的，買辦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學為買辦學。帝國主義分子在華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學受帝國主義指揮，殷墟發掘由中美庚款出錢，由中研院主辦。……
1954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學者”——政治陰謀家》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
胡適有了這樣一個堅實的“後台”，和蔣夢麟、朱家驊、傅斯年等反動分子，結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閥集團，通過經濟手段控製了中國的學術界。……胡適的學閥集團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經依靠過這個集團或者為這個集團服務過的人，今天也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清算這個集團的罪惡了。
那些讀到這篇文章的原中研院的孑遺們，恐怕無不心驚肉跳。鬱積於心的話，終於等到了1957年。陶孟和在整風鳴放時，曾直言不諱地提意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當受到敵視。他還有過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遭受“浩劫”這類的言論。
很快，“反右鬥爭”形勢急轉直下。那些被報紙以歡迎的姿態發表過言論的人們，頃刻之間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7月22日，陶孟和開始在中科院的會上批判自己：“我在《大公報》（6月16日）上發表的談話裏，可以說全篇充滿了不能容忍的錯誤……”陶孟和還檢討了6月8日在中科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說的“知識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說，用“浩劫”兩字形容舊社會學家是十分荒謬的說法。
陶孟和最終未被劃為“右派分子”，僅為有極右思想的“內控”人員。1960年4月，他在抱病赴上海參加中科院第三次學部會議時，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於4月17日逝世，享年七十三歲。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在日記中痛惜老同事的驟然去世，筆鋒一轉又寫道：“在反動政府之下則他也已壽終正寢，所以他活到七十三歲高齡仍是受黨之賜。”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以論文《捺缽與斡魯朵》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很快就從英國直接回到紅旗下的北京。他早已與伯父傅斯年斷絕關係。筆者聽傅斯年的高足何茲全介紹，1951年，他曾與傅樂煥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去了南充，傅去了宜賓。估計也去了李莊。但我揣摩傅樂煥的心情定不輕鬆。他應該目睹或聽聞李莊的一係列變化，諸如1940年接納中研院遷到李莊的國民黨區黨部書記羅南陔、區長張官周等已被□□，而他的伯父傅斯年也因腦溢血在台灣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