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辜鴻銘的謾罵，嚴、林二人無言以對，隻好默不作聲。
20世紀20年代，印度大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來華訪問講學，國內學人紛紛大加讚賞，將泰氏奉若神明，梁啟超甚至恭維他說中國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與梁啟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鴻銘則一副冷眼旁觀的姿態。來華不久，泰戈爾便登門拜訪辜鴻銘。辜氏非但沒給泰氏好臉看，反而對他的文學、哲學、宗教主張大加非難。他說:
泰戈爾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過於華麗了，文章若是過於華麗，反而會失去力量……
泰戈爾博士的著作中，也蘊藏著一些□□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經》，沒資格講演“惟精惟一”那種最高神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瘋人院去；我又勸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詩集吧，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把講演東方文化的工作讓給我……
泰戈爾剛欲進行辯解，辜鴻銘不等他張嘴，又大聲說道：
泰戈爾博士還是不要到中國來講學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鴻銘這一番好似連珠炮的奚落下，享譽世界文壇的泰戈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搞得很不痛快。
那麼辜鴻銘緣何如此之“怪”？怪就是異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表，不合世俗常人的邏輯。溫源寧先生曾這樣概括辜鴻銘的“怪”：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奴隸標識（辮子）的□□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這種概括很聰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卻還沒有抓住辜氏之“怪”的□□。在世人眼中，辜鴻銘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點，是他精通西學而又極端保守的內在矛盾。其實仔細想來，辜的諸多矛盾舉動並非無法解釋，從其一生的經曆當中不難發現答案。雖然生於南洋，學於西洋，然而辜鴻銘體內畢竟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國文化所吸引，就會義無反顧地去了解它、維護它。倘若有人對傳統文化表示不敬，辜鴻銘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擊。但由於辜鴻銘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極端，於是在處理國學與西學的問題上，往往情感戰勝理智，無論國粹還是國渣，隻要是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即便是皇帝、太監、辮子、立妾、纏足此等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糟粕，都不許外人加以評點。誰若是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後果便是辜鴻銘的一頓酣暢淋漓的痛罵。
身逢中西文化交彙、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為傳統文化的虔誠篤信者，辜鴻銘有心衛道，卻無力回天，這是時代賦予他的悲劇，而他僅是時代所孕育的一個“怪胎”而已。故而，作為今人，在審視辜鴻銘對儒家學說的狂熱追求、對封建舊物的頑固依戀、對新派理論的強烈抵製時，是不是應當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諷呢？畢竟其行為可笑，但精神可嘉。毀之過甚並無意義，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實。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肺病發作，撒手人寰，世間又少了一根男辮子。《大公報》簡訊中寫道：“他（辜鴻銘）為學好推崇儒家，於西方哲學多所非難。又主忠君之說。性孤僻，發辮至死猶存。”而時隔4個多月，據9月16日《申報》統計，截至當時，在北京各色人等中（包括郊區），共剩下男辮子4689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