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實仍然是冰冷的。那時的北京，政府不曉得中國黃頁，老百姓不知曉馬雲。
為了在北京造勢，馬雲首先想把從杭州帶來的資料拿到北京一家媒體上發表，通過媒體宣傳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在今天的馬雲看來是“小事一樁”的事情在當時要實現起來也是麵臨很大困難的。
在1995年那個時候，中國政府對於要不要發展互聯網的態度還不明朗，也沒有明確的紅頭文件做政策表述。之所以遲遲不能下定論，主要是因為對於西方國家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理論有很大的爭論，兩種觀點針鋒相對。
“保守派”（主要是學術派）認為，所謂“信息高速公路”隻是西方國家的“新殖民主義”陰謀，他們認為，中國絕不能在後工業時代失去主動權，否則將被西方發達國家所控製；“改革派”則認為，中國必須加快發展互聯網的速度，否則將被數字鴻溝擋在信息時代之外。
到了今天，重新審視這種爭論時，很多人都會感到前者的觀點顯然是荒謬的。事實上，如果不是互聯網如幽靈般誕生並傳入中國，中國想擺脫以能源消耗、環境破壞和勞動力剝削為特征的“世界工廠”的尷尬現狀，幾乎是不可能的。正是互聯網給了後發的中國公司一個趕超的機會，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就不僅僅是做“世界工廠”的尷尬結局，更麵臨成為“新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當然，“論戰”僅僅在民間悄悄展開，政府隻是在觀望，不反對，但也不支持。然而，政府沒表態的事，媒體自然也不敢輕舉妄動。這就給當時的輿論導向造成了不明朗的尷尬：在當時的北京，無論大報、小報，無論電台、電視台，未經上級主管部門批準，沒有哪家媒體敢大張旗鼓地宣傳互聯網。
另外一個現實的問題是，1995年的馬雲在習慣了以“帽”取人的京城媒體人眼裏，充其量是個小小的個體戶，頭上沒有“紅帽子”。所以，即便政府允許媒體宣傳互聯網了，人家憑什麼要替你馬雲宣傳呢？
在認清了形勢的嚴峻之後，馬雲也明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做事，先做人；要“搞定”媒體，先“搞定”與媒體打交道的人。
第一個被“搞定”的，是一個司機。當時，錢鋒告訴馬雲，他認識一個司機，在《北京青年報》工作。獲悉此事之後的馬雲大喜，他覺得“有戲”了。很快，在錢鋒的撮合下，馬雲和這個司機混熟了，馬雲決定“有所行動”了，他想讓這位司機疏通一下關係，爭取在京城的媒體上能發表一篇“軟文”。
不過，馬雲也不“老土”，在那個年代，他就明白一個道理：在市場經濟的年代裏，花錢不一定能辦成事，不花錢肯定難辦成事。當然，也許是小題大做了，畢竟，這也是中國人的“人之常情”了。馬雲很慷慨，一出手就給了這位司機大叔500元。區區500元，犯得著用“慷慨”來形容嗎？且慢，那還是1995年的北京，1988年馬雲剛剛任教時，每月工資是89元；1995年，馬雲決定正式下海離開學校時，他的同事們剛剛漲工資——漲到了120元，那時，同事們都很興奮，終於“破百”了。所以，如果馬雲那時沒下海的話，當時的500元相當於他4個月的工資還多個零頭。
而且，馬雲也作好了這筆“巨資”打水漂的準備了，他拍拍那位司機大叔的肩膀：“哥們兒，不管是什麼媒體，管他大報、小報，隻要能發出去，這錢就是你的；就算發不出去，這錢還是你的。”
不過，這位司機師傅卻很敬業，他告訴馬雲：“《中國貿易報》可能有戲。”馬雲不解，進一步問之，司機告訴他，《中國貿易報》是個很有魄力的媒體，如果能打通關係，興許可以發出去。
無論如何，一定要試試再說。於是，抱著一種“死馬權當活馬醫”的想法，在《北京青年報》那位神通廣大的司機師傅引薦和哥們兒錢鋒的“護駕”下，馬雲終於走進了《中國貿易報》的總編辦公室……
2.貴人相助
接見馬雲等人的那位《中國貿易報》總編，名叫孫燕君。見麵之後，馬雲很快從電腦中調出中國黃頁的Homepage，一頁一頁地演示給孫燕君看。由於當時的網速實在太慢，頗為細心的馬雲提前就把所有的網頁都儲存在電腦硬盤裏。麵對電腦屏幕，神采飛揚的馬雲又開始宣傳他獨創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說……”，原本限定在兩個小時內的談話，一談就是大半天，馬雲就這樣跟孫燕君雲山霧罩地大侃。
實際上，當時的孫燕君對互聯網也是一知半解，馬雲自己也講得似是而非，但這並不妨礙他們達成一種共識：Internet是個有前途的東西。
幾天之後，一篇5000字的長篇特稿——《走近馬雲》，赫然出現在《中國貿易報》頭版。那篇文章，是一個叫江勇的記者寫出來的，而最後拍板同意在頭版發表的，正是孫燕君。
這是北京的媒體第一次報道馬雲和中國黃頁，而且是以一種空前高調的姿態，用長篇特稿的形式發表在報紙的頭版。緊接著，北京又有4家媒體相繼報道了馬雲和中國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