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場十年文化的浩劫，正值彙佳董事長王誌澤的小學和初中時代，懵懂中的他，在一場場政治遊行和政治運動中度過他的兒童和少年期。
☆課堂之外也是求知的領地
“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王誌澤的小學生涯剛剛開始。
“那個時候一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們就得去天安門遊行一圈。”當時的王誌澤並不明白其中的政治意義，對小孩子來講，隻是跟著大人一起出去玩。
當然除了參加遊行活動，學校還會組織一些社會活動，比如幫助五保戶做好事，給五保戶打掃衛生等。
升入初中後，王誌澤跟當教師的父親一起住在北京八中的宿舍裏。宿舍離圖書館非常近，每天下課後，王誌澤就去圖書館借書看。
“那時候隻要是帶字的書我就看。所以也看了很多中外名著。不過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一些科幻小說。”
除了喜歡讀書，王誌澤還喜歡遊泳，尤其是冬泳。王誌澤從初三就開始冬泳了，一堅持就是三年。
“我們那個冬泳隊裏我年齡最小。冬泳隊裏大部分的人都是社會上的，有工人、空軍學院的老幹部等，隻有我還是個學生。我記憶最深的是一位70多歲的老幹部。雖然年紀很大了，但冬泳卻沒有間斷過。”
王誌澤認為，也許他做事的堅持和耐性，都與他少年時的冬泳不無關係。冬泳是王誌澤的興趣之一，除此而外，王誌澤還喜歡跑步，每天放學之後，他會從八一中學跑步到白石橋、首都體育館，然後回家。每天晚上堅持15公裏的跑步。
初中時期，除了為王誌澤提供大量的閱讀機會外，也為他提供了大量生產實踐的機會。
“生產實踐在中學時有很多，學工、學農、學軍全都有。要想做社會實踐，必須重視理論聯係實際，不能光在課堂裏麵簡單學知識，還必須走出課堂，走進社會。”
而這段社會實踐，也被王誌澤認為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曆，因為正是這些社會實踐，增強了他的社會能力和動手能力。
“我記得我從小學開始，就沒間斷地學工、學農、學軍，一直到高中。那時候有校辦工廠，我們經常去做一些簡單的活兒，所以對那些汽車零件全認識，車、磨、銑、刨全都會。學農就要去農村，我們插過秧、種過田、收過麥子。收完麥子，還要去地裏撿麥穗。那時候連電工都學，還會上電線杆上給人家拉電線。”
說到這裏，王誌澤就很感慨，他說，如今的很多城市孩子，不要說種田種地收麥子，就連麥子是什麼樣子都沒見過。
“那段時間的社會活動很多，並不是天天坐在教室上課。趕上學工，還會到工廠的各個崗位上去工作，一做就是一個月。而那個學工的過程，正好把我們所學的物理知識用上了。那時候的學工，不是蜻蜓點水，而是實實在在地在學。 等上了高中，還會安排我們去社會調研，帶著學校開的介紹信去農村搞社會調查，了解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王誌澤所在的中學成立了地震小組，小組中用的所有地震設備都是王誌澤和同學們在物理老師帶領下做的。
“我們上初中就玩晶體管，那時候連礦石收音機都可以做，完全都是自己動手。在一根磁棒上麵纏上線圈，就可以收到無線電信號。我們就是從特別簡單的動手開始，不斷去摸索，去學習。”
那時候，王誌澤和同學一門心思地撲在如何做地震的測量設備上，琢磨怎麼測量地震。“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震之前，大地會發生傾斜。張衡做的地動儀，就是在大地發生傾斜後，龍嘴裏的球掉下來。我們那時候，就用電學原理做地震儀，不停地琢磨，簡直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幾乎不願意回家，天天待在學校裏。”
除了做地震儀，王誌澤還和同學們用了一周的時間測量自己學校水塔的高度。當時課堂講勾股定理，王誌澤和同學們就上午上課，下午去實踐勾股定理。
“你看裏麵都要用到什麼？函數和幾何要用到，連製圖繪圖也要用到。還要寫測試過程，寫測試過程對文字也有要求，文筆太差就說不明白。這就和現在所說的超學科、跨學科類似，需要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從整體思考。”
不僅運用勾股定理測量學校的水塔高度，王誌澤還和同學一起檢測學校遊泳池的衛生程度。“那時候學校的遊泳池特別髒，長了很多魚蟲，也沒什麼過濾係統。”王誌澤就和同學們每天往遊泳池裏麵撒漂白粉，檢測遊泳池水的酸堿度。然後，填寫關於泳池衛生方麵的提醒報告。
“實際上，我覺得小孩子就應該有這種學習過程的訓練。比如說，這種探究性學習，你得觀察問題，然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我給你講，講完後你去做題，做完題以後反複不斷去訓練。你反複做實驗的過程就是一種探究性學習的過程，自然而然就養成一種探究性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