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隔離的學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次等學校。在布朗訴教育董事會案50年後，這些學校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它們提供的次等教育，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助於解釋黑人和白人學生在受教育程度方麵存在的普遍差距。
那些合法的歧視——通過暴力禁止黑人擁有財產，拒絕給非裔美國業主放貸，黑人買房無法享受聯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貸款，黑人被拒絕進入工會警察局和消防隊——意味著黑人家庭無法為自己的下一代積累起足夠多的財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黑人和白人在財富收入上存在巨大差距，為什麼今天許多城市或鄉村社區貧窮的帽子總是揭不掉。
黑人男子缺乏工作機會這一事實，以及無法為家庭提供應盡義務而帶來的恥辱感和沮喪，讓黑人家庭麵臨危機——在國家現有的福利政策下，這一問題日益惡化。眾多城市黑人社區基本社區服務的缺乏——如小孩兒玩耍的公園、巡邏警察、按時垃圾回收和強製建築標準——最終導致一個無法擺脫的暴力、破敗和忽視的惡性循環。
賴特和與他同時代的非裔美國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他們開始步入社會，當時種族隔離仍然是合法製度，黑人的諸多機會被製度性地禁止或削奪。但是這些黑人並沒有屈服於嚴酷的環境，他們攜起手來披荊斬棘、克服困難，努力為自己的下一代闖出一條路來。
然而，能夠最終抓住機會成就自己美國夢的黑人畢竟隻是少數，他們中仍然有許多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屈服於種族歧視的夢魘。這種挫敗感遺傳到了他們的下一代那裏——年輕的黑人男子和越來越多的青年女子閑站街角，無所事事，或者是慵懶地躺在監獄裏，對未來不抱任何期望和期待。即便對那些實現了自己夢想的人來說，種族問題一直都是他們世界觀的基本來源。在與賴特同時代的男男女女的腦海裏，羞辱、懷疑和恐懼的記憶從來都揮之不去，憤怒和痛苦更難忘懷。這些憤怒也許不會在公開的場合表達出來，不會在白人同事或朋友的麵前表達出來。但是一旦到了相對私人的空間，比如茶前飯後、理發店裏，這些情感就有了傾訴的場合。曾幾何時，這些黑人的憤怒被政客們所利用，用種族主義畫線撈取選票，或是為其個人的失誤文過飾非。
我們有時也會在周日教堂的講台或是條椅上聽到類似的情感表達。許多人都對賴特布道中的激烈言辭感到震驚，但是這不過再次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國，周日早上的這段教堂的禱告時間，種族隔離問題最為激化。這種發泄其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相反，常常影響我們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它讓我們無法看清自己也應對此現狀負責，讓非裔美國人的社區難以聯合起來作出什麼實際的改變。但是我要說，這種憤怒是真實而強烈的，僅僅希望它自行消失，或是不假思索地進行抨擊，往往隻能讓兩個種族之間誤解的鴻溝越拉越大。
事實上，白人社區中也存在著與此相同的情緒。美國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中的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沒有從種族中占到什麼便宜。這些人多為移民——在他們看來，自己完全就是白手起家，沒有拿過誰的好處、受過誰的恩惠。他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但最終卻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作機會被轉向國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生積攢下來的退休金縮水。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焦慮，感覺自己距離夢想已經漸行漸遠。在工資不變、國際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所謂機會實則成為一個零和博弈，你的成功必定要以我的失敗為代價。所以，當他們被告之自己的孩子得坐公交車去上學，當他們聽說非裔美國人由於那些並非他們犯下的曆史過錯在找工作或教育方麵享受到某種不公對待，當他們對社區犯罪活動的擔憂被視為帶有種族偏見的時候，胸中怨恨自然無處消解。
和黑人社區的情況類似，這些憤怒絕少會在溫和的日常交往中表現出來。但是它所塑造的政治景觀影響了至少整整一代美國人。對福利和“反歧視行動”的不滿催生出了“裏根聯盟”。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拿自己選區內的犯罪率和人們因此產生的焦慮做文章、撈選票。脫口秀主持人和保守的時政評論員醉心於指責種族主義的言論多麼荒唐，將關於種族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合理討論歸於簡單的政治意趣或是種族主義的另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