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種學家西奧多·賴克和G.羅埃姆（G.Roheim）吸收了我在《圖騰與禁忌》中所發揮的這一思想內容，並在其一係列主要著作中對這些思想進行了擴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從那時以後，在調查“潛意識犯罪感”（它在神經症受苦動機中也起重要作用）的過程中，在試圖建立社會心理學和個體心理學之間的更進一步聯係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這個思想上來。而且，在解釋催眠的易感性時，我還利用了這一古代的從人類發展的“原始遊牧部落”時期遺傳下來的思想。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應用中，我隻是間接地有所介入，盡管人們還是普遍地對它們感興趣。從個體神經症患者的幻想，到我們在神話、傳說和童話中所發現的那些群體的和民眾的富有想象力的創作作品，這中間隻相隔一步之遙。神話學已經成為奧托·蘭克的專門領域。解釋神話，將其追溯到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兒童早期的潛意識情結，用一種人類動機的發現取代那些零星的說明，所有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應歸功於他的分析成果。象征這一主題在我的追隨者中也找到了許多學生。象征說（Symbolism）給精神分析帶來了許多敵人，很多思想極度平庸的研究者因為象征說得到了承認而絕不能寬恕精神分析，這種承認是隨著對夢的解釋而出現的。但是象征說的發現不應歸罪於精神分析，因為長期以來它在其他思想領域（如民俗學、傳說、神話）中早已眾所周知，它甚至在這些領域內比在“夢的語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對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應用，我本人沒有任何貢獻。然而，關於兒童的性生活和心理發展的分析發現，則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們以一種新的觀點來看待自己的問題，這卻是很自然的事情。蘇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師奧斯卡·普費斯特（Oskar Pfister）博士是這方麵的一個不知疲倦的開路先鋒，他也沒有發現分析實踐與他的宗教態度之間有什麼不相容之處，盡管他的這種認識，確實是屬於升華性質的認識。在許多和他並肩作戰的其他人中間，我還可以提到維也納的休·海爾紐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費爾德（Bernfeld）博士。精神分析應用於健康兒童的預防性教育、應用於糾正那些雖然實際上不是神經症、但已背離正常發展軌道的兒童的實踐，導致了一個具有實際的重要意義的結果。現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實踐限製在醫生範圍之內，而把非專業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實上，一個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醫生，盡管有學位文憑，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個外行；而一個受過適當訓練的非醫學界的精神分析家，他隻和醫生有偶然的聯係，但他不僅能夠對於兒童，而且也能夠對神經症患者進行分析治療。
由於一個無可抵抗的發展過程，“精神分析”這個詞的意思變得模棱兩可了。雖然它最初是指一種特殊的治療方法，但現在，它也已經變成了一門科學的名稱——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科學。這門科學，雖然就它自身而言，幾乎不能單獨地對任何一個問題給以徹底的解決，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數各種知識領域中做出有價值的貢獻。精神分析學的應用範圍已經同心理學一樣地廣泛，它已經成為心理學的最重要的補充。
現在，回顧我終生勞動所帶來的這些大雜燴，我可以說，我做了許多開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許多啟示。不久的將來，其中會有某些東西變為現實，盡管我本人不可能預言這些東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還是希望，在我們的知識中，我為一種重要的進展開拓出了一條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