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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是1935年弗洛伊德將近十年來自己身患癌症情境下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的補充，也是對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向前發展的概述。它證明精神分析不僅能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而且也能成為一種有效的心理治療方法。弗洛伊德已超越自然科學、精神醫學研究的範疇，並將他的最後興趣轉向早年曾思考而現在為之入迷的人性、文明、宗教、道德、原始經驗等人類社會精神問題。尤其令他興奮的是精神分析運動除了以前在維也納、布達佩斯、倫敦、荷蘭、瑞士、俄國的發展外，還在巴黎、加爾各答、日本、美國、耶路撒冷、南非等地有了新進展。
據我所知，這套自傳叢書的編輯並沒有考慮這種可能性：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其中的某一自傳應該有所補充。很可能這樣的事情隻是在我這裏才發生了。由於美國出版公司希望出版這本書的新版本，所以我現在就承擔了這一任務。這本書最早在美國出版是1927年（由布倫塔諾公司出版），書名為《自傳》。但是它不適當地與我的另一篇文章合在一本書裏，並以那篇文章《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作為全書的書名，這樣便掩蓋了這本《自傳》的光彩。
這本書共講了兩件事：我的生活經曆和精神分析的曆史。這兩件事密切相關。《自傳》說明了精神分析是怎樣成為我生活中的全部內容的，並且正確地表明，同我與這一科學的關係比較起來，我沒有什麼其他更有意義的個人經曆。
就在寫這個自傳前不久，我的生命差一點被那惡性腫瘤的複發所結束。但外科技術在1923年救了我的命，我又能繼續生活和工作了，盡管再也沒有從疼痛中掙脫出來。從那時起往後的這十多年當中，我從未停止過精神分析的工作和寫作——德文版12卷《弗洛伊德選集》的完成便是證明。但我自己發現，一個有意義的變化發生了。在我的發展過程中，一些曾經很紛亂的思路現在已經開始清晰起來。我在後半生中所獲得的一些興趣已經減弱，而那些較早的和最初的興趣卻再一次變得重要起來。確實，在這最後的十幾年中。我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分析工作。例如，在《抑製、症狀和焦慮》一書中修改了焦慮問題，一年之後又簡明地闡述了性欲的“拜物教”（fetishism）。然而，確實可以這麼說，自從我提出存在有兩種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假說，自從我把精神人格（mental personality）區分為自我、超我和本我以來，再沒有進一步對精神分析做出什麼決定性貢獻。從那時起，我關於這一主題的著述或者是一些非實質性的東西，或者很快便為其他人所提出。這種情況與我自身的變化有關，與所謂的一個倒退發展階段有關。我的興趣，在我於自然科學的醫學和心理治療上走了終生的彎路之後，又重新回到很早以前使我流連忘返的那些文化問題之上。當時我太年輕，說不上有什麼思想。1912年，就在精神分析工作達到頂峰時，我已經試圖在《圖騰與禁忌》中利用精神分析的最新發現成果以調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接著，在後來的兩篇文章《一個幻覺的未來》和《文明及其缺憾》中，我又把這一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個階段。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人類曆史事件——那些在人類本能、文化發展和原始經驗的積澱（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之間的相互作用，隻不過是精神分析在個體身上所研究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間的動力衝突的反映，是這一非常相同的過程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舞台上的再現。在《一個幻覺的未來》中，我對宗教表明了一種基本上的否定評價。後來，我找到了一個公式，這個公式可以對宗教做出更加公正的評估。盡管可以假定，宗教的力量在於它所包含的真理，然而我要表明，這一真理並非實質性的，而是一種曆史的真理。
這些研究雖然源於精神分析，然而已遠遠超出了它的範圍，也許已經喚起了比精神分析本身更加普遍的共鳴。它們也許在引起我那短暫的幻想中起了作用，即我正置身於那些作家中間，而象德國這樣偉大的民族正時刻準備傾聽他們的聲音。那是在1929年，德國人民公認的代言人之一托馬斯·曼恩，用友好而含蓄的語言為我在當代思想史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不久，我的女兒安娜作為我的代表，在我被授予1930年歌德獎金之際，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市政廳受到了市民的歡迎。這是我作為一個公民的生活達到的最高峰。後來，我們的山河日漸縮小，而德國也就不再關心我們的情況了。
我也許可以就此結束關於我的自傳的注釋。公眾沒有要求更多地了解我個人的事情——我的奮鬥、失望和成功等等。不管怎麼說，在我的一些著作中（例如《釋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我要比一般人公開而坦率得多，他們是向同代人或給子孫們敘述自己的一生。對於這種做法我不想恭維，根據我的經驗，我也不可能勸告任何人跟著我學。
關於精神分析在最後十幾年的曆史，我還得再補充幾句。毫無疑問，它將繼續向前發展。它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既可發展成一門學科，也可成為一種治療方法。它的擁護者（加入“國際精神分析協會”者）的數量已大大增加。除了較早的那些地方團體（維也納、柏林、布達佩斯、倫敦、荷蘭、瑞士和俄國）外，後來巴黎和加爾各答也成立了學會，日本成立了兩個，美國有好幾個。就在最近，耶路撒冷和南非各成立了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成立了兩個。這些地方性的學會利用它們自己的基金讚助（或正在成立）培訓學院。在這些學院中，對學生們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精神分析實踐的教育。在門診所裏，有經驗的分析家和學生對那些經濟困難的病人免費進行治療。每隔一年，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們舉行一次大會，宣讀科學論文，決定組織方麵的事宜。第十三次會議（這些會議我已不可能再去參加）於1934年在盧塞恩舉行。協會的全體成員從他們共同的主要興趣出發，在工作中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一些人著重致力於闡明並深化我們的心理學知識，而其他一些人則與醫學和精神病學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從實踐觀點出發，一些精神分析學家承擔起使精神分析學在大學裏得到承認並使其內容納入醫學院課程之內的任務。而另一些人則仍然願意置身於這些院校之外，也不允許精神分析在教育界所受到的重視比醫學界差。有時，當一個精神分析工作者企圖強調精神分析的某個單獨的研究成果或觀點，而放棄其他內容時，他會突然發現他自己竟然處於孤立境地。不管怎麼說，總的印象是令人滿意的：整個精神分析正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進行著嚴肅的科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