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那些叫我驚訝的垃圾從我視線裏隱去。其實這裏和任何一個街區都是一樣的。路邊開著小小的商店，賣各種日用品：暖瓶，床單，掃帚，CD……流行音樂從商店裏傳出來，混在四周的嘈雜裏，像一個扒開人群看馬戲的小孩。兩個在商店裏打理貨品的年輕人留著時髦的短發，用發膠抓得根根直立。把屁股包裹得緊緊的褲子也顯示出他們比起他們的鄰居更關注時髦，更不一樣。這樣的年輕人幾乎是每個古老的街區的一個標準配置，作為時間還在往前走的證據。
商店旁邊有小小的咖啡座，和埃及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咖啡座那樣，同樣把桌椅放在店外。店外道路被挖開，泥濘，起伏，四周堆滿垃圾，能夠稱之為“平整”的地方無非也就是放置座椅這長不過三四米，寬不到1米的一塊小小區域。工作過後的人照樣坐在這裏，把桌椅擦得幹幹淨淨的，放上兩個小玻璃杯，裏麵是很甜很甜的茶或者咖啡。再閑暇一點的，抽兩口水煙。他們脫下了工作時候穿的圍兜，頭發上都是灰蒙蒙的一層土，看不出來頭發本身的顏色，但是圍兜下的衣服看起來都很整潔。
打包好的垃圾鼓鼓地堆在卡車上。一個賣麵包的人托著巨大的木板從我麵前走過，一種當地的烤饢新鮮出爐，白喧喧地在上麵堆成小山。賣麵包的人就這樣托著它們穿梭在卡車流裏，跟毛驢擦肩而過。有時候遇到相熟的司機，就在路中心停下來聊天，後麵堵住的車輛也沒有不耐煩的樣子，隻有毛驢得得得得地走著小碎步從旁邊的縫隙裏蹭過去。
太陽升得越來越高，氣溫把整個垃圾城的味道都蒸騰起來。往垃圾城的深處走，處理垃圾的場所越來越少——它們都集中在城門方向。目之所及的更多是平凡人的生活。路兩旁有許多已經被手工分揀好的垃圾，裝在大型的編織袋裏，高高地堆成山。隻是我並沒有預計會看到這麼多的笑臉。
中午時分，不知道從哪裏湧出了一大群孩子。他們穿著統一的，嶄新而幹淨的校服，背著統一而嶄新的書包。他們仰著高高興興的小臉圍住了我們，讓我們給他們拍照，摸我們的衣服和書包，勉強用英語問我們一些例如where are you from的句子，得到回答之後就China China地跑開。也有一些性格活潑的，全程跟在我們身邊嘰嘰喳喳，直到受到旁邊大人的嗬斥為止。唯一一個憤怒的小孩全程衝我們用英語重複著一個詞：“滾開！”任何一個向我們示好的孩子都會遭到他的拳頭或者推搡，隻是他顯然也不是這裏麵的孩子王角色，並沒有太多孩子買他的帳。最後他被快樂的孩子遠遠地隔開，彎腰撿了一塊石頭向我們扔過來，一個大人衝過來吼了他兩聲，他抓起地上的書包就跑了。
見孩子們和我們相處，有些大人也開始與我們聊天。他們向我解釋他們的工作：他們去把垃圾撿回來，要對垃圾進行分類，再根據不同類別賣給相關的行業。
事實上他們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工業鏈條”：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的能力有不同分工。最早的時候，這些分工隻在家庭裏進行，例如父親負責在外麵收集垃圾，母親和女兒負責垃圾運回後的分類工作，兒子也許專門聯係對外銷售。後來，一些紮巴裏開始擺脫家庭式作坊的方式，互相聯合成立了小型的垃圾回收公司。我們離開的時候，在摩卡圖山地區正式注冊的垃圾回收公司已經有接近20家。每家的規模都不大，隻有10來個人。這種方式是紮巴裏人自己摸索出來的，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在垃圾回收方麵還紛紛模仿了這種方式。
紮巴裏人收入不高。一個開運垃圾卡車的司機工資大約人民幣700元，在回收公司裏工作的婦女一個月工資更低，隻有大約180元。從2002年起，他們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劣。因為埃及政府決定將逐步把全國的垃圾回收業務承包給外國公司。兩家西班牙公司已開始接管開羅東部和西部的垃圾清理業務，科威特和德國的公司也正在向蘇伊士城和塞得港的垃圾回收行業進軍，法國公司看中的是亞曆山大市。
這些專業軍隊介入之後，每個開羅市民要每月要向他們支付至少4埃及磅的垃圾清理費。費用不多，但是居民也強烈反對——畢竟，紮巴裏人做這事兒可是免費的。而一些知識分子指出，這些國外的垃圾回收公司對待垃圾基本隻是填埋，至多百分之二十的垃圾能夠得到回收循環利用。這樣，要占領大量的土地和金錢，也會對環境造成汙染。紮巴裏人雖然貧窮，卻也不願意被外國公司招安。他們派出代表和政府攤牌，並且參加開羅南部地區垃圾清理承包合同的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