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諷今辯
黃秋雲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甚至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好幾年，凡是寫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不論是小說也好，戲劇也好，甚至短短一篇故事也好，幾乎無一幸免地被加上“借古諷今”的罪名，不是說這是為某某人翻案的，就是說這是為某一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的。例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就硬是被誣陷為影射廬山會議，為彭德懷同誌翻案。
因此，作者就是別有用心地“借古諷今”，“矛頭直指……”、“惡毒攻擊……”，罪該萬死！而且凡是稱讚過這篇小說的，也都有“同謀犯”之嫌。諸如此類的文字獄，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就連我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也是“曾經此苦”的。
是否“借古諷今”，就一定罪該萬死呢？我看也未必。
嚴格地說，不管作者自覺還是不自覺，凡是寫曆史題材，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總會起點“借古諷今”的作用。不但曆史小說、曆史劇、曆史故事如此，就連曆史書本身也並不例外。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不是編纂過一部《資治通鑒》麼？
既名之曰“資治”，就是說要供皇帝治國平天下參考之用。
參考什麼呢？無非是想從前代興衰治亂的史實中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說得坦率一點，也就是“借古諷今”。既然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還可以“借古諷今”，他不但並沒有因此獲罪，反而受到宋神宗的賞識，禦賜書名為《資治通鑒》。
那麼，我們今天寫曆史，寫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又為什麼不可以“借古諷今”呢？隻要諷得恰當，有借鑒作用，有教育意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不是也挺好麼？
當然，所謂“借古諷今”，不是搞影射史學。就以《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為例，作為推崇陶淵明而鄙薄慧遠和尚，同情嵇康、向秀而譴責鍾會、司馬昭，一褒一貶之間，這就自然會對今天的社會現實生活有所諷喻。讀者似乎也不必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去考證、追究陶淵明、嵇康、向秀是影射什麼人，慧遠和尚、鍾會、司馬昭又是影射什麼人。
否則每一個古人在今人當中都有那麼一個“影子”，那就未免有點“可怕”了。“四人幫”是挖空心思去搞影射史學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倒不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比方說，有人認為曆史劇《大風歌》中的呂後指的就是江青，我們不能禁止觀眾有這樣的聯想，但是也不必提倡人們去做這樣的比擬。
總之，寫曆史小說、曆史劇、曆史故事，甚至寫曆史書，既然要古為今用，就總免不了有點“借古諷今”的意思。不過，這個“諷”，倒不一定專門去“諷”某—個人，有時是“諷”某一類型的人，有時是“諷”那麼一種作風、那麼一種行徑、那麼一種品質、那麼一種思想。在這些方麵，今人和古人倒是可能有不少相似之處的。記得1956年文痞姚文元在上海舉行婚禮時，姚蓬子興衝衝地跑去參加，姚文元為了表示跟他這位叛徒父親劃清界限，把姚蓬子“幹”在—旁，不予理睬，後來姚蓬子隻好灰溜溜地退席了。當時就有人深有所感地說：“這真是吳起殺妻求將啊！”這倒是很俏皮的“借古諷今”的話。姚文元熱衷名利之心不下於吳起。
因此故作“大義滅親”之態，這一點是頗有點相似的。但是他背地裏又跟姚蓬子密來密往，儼然是個孝子。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爺爺姚蓬子的家中，又何嚐有什麼“大義滅親”的表現。所以這句“借古諷今”的話，也僅僅說對了一半，“求將”是真的，“殺妻”隻不過是虛晃一刀罷了。看來這位說俏皮話的仁兄也像大多數“中國之君子”一樣，“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句話出於《莊子·田子方》，據說是楚人溫伯雪子批判孔子的弟子時說的，也有可能是莊子虛構出來的話。當然，像姚文元那樣老奸巨猾的兩麵派，他的心本來就是十分難測的。光看他明的—套，不看他暗的—套，非受騙上當不可。“借古諷今”之所以很不容易，因為今人的陰謀詭計，往往比之古人還要“巧妙”得多。
“名”的糊塗
鍾惦蓒
自從“名字叫的很怪，文章還能看下去”以後，便很有幾個人問我為什麼叫鍾惦蓒。我也說不出我為什麼叫鍾惦蓒。我的父親是個銀匠，發蒙時除了按照排行統一用字之外，另加一個發財的“發”字。可是我初中隻讀了一年，就晾幹了，心想我“發”了什麼？於是改了名。當時還不知道有個新詩人叫李金鬟，是可能和魯迅說的那個王金發同名的，否則也可以按照這個路數，以“發”作“鬟”，既摩登，又省事。
但我的糊塗尚不止此，比如“西部電影”，至今被人奚落。看來“無知”的罪名是鐵鑄的了。其實，當初我又何嚐想爭個發明權，隻是在電影《人生》之後，我在西安電影製片廠有一次發言，順便提到這個，於是被傳開去。當時西安電影製片廠很有一股勁頭，要在大西北做出一番前人沒有做過的事，苦無適當的語言表達，這才對它感到興趣。言者既無販賣美國陳貨之心，聽者也無按照美國配方炮製新片之意。如今被學者名人考據出來，說這是美國的王致和，不可借用！學者名人優於我輩無知者，凡有高論，是斷不會錯的。但謬種已經流傳，卻又發生了相當不壞的效果，似與鄭板橋寫的那橫幅“難得糊塗”不謀而合，便隻好請高手們暫息雷霆之怒，看看它是否真的有那麼可怕。如果遇事都要尋根究底，弄出個來龍去脈，於人於己，怕也不很方便。梅誌寫了《胡風傳》，詳述胡風蒙冤經過，當事者舍此而大談“西部電影”和“西部文學”，難道也不怕讀者會以為這是在“顧左右而言它”麼？中國西部電影隻要不出現那種通常被認為是美國西部片的標誌和特征，那就放手拍。至於是否也會出現廣義性的“海金熱”，現在誰也不敢說，在那些沉睡若幹萬年的荒原上，誰知道它的未來會出現什麼奇跡！
前幾天見一位電影發行放映學會的負責人，他希望有人寫文章糾正一種觀念———以為電影發行就是電影商人。
我嗯嗯著，心想商人有什麼不好？最近雲南個舊來人說他們每兩月出一本影評小冊子，一次得花八百元，皆由電影公司開支。而一個全國性的影評學會，至今一文不名，兩袖清風！《流浪漢與白天鵝》的導演要在北京開個座談會，廠裏不給錢，使一個籌備了好幾天的評論活動告吹了！當時我真想說“我們給錢”，但說不出，因此也很想學習個舊，投靠電影公司。中國人對商人持輕蔑態度，恐很受了些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戲曲《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影響。其實它們隻是文人學士的自我寫照。宋時就重門閥，商人更屬於末流。但要勒索，商人又成為重要對象。民國以後的各路軍閥，每到一處，首先找的就是商會，僅雲貴的鴉片煙商，就養肥了好幾位著名人物。可見糊塗的隻是文士，軍閥們並不糊塗。
近讀報刊介紹哈佛，說它是個由公司經辦的大學，也很令人開竅。教授學者們並不以受雇於某一公司感到臉上無光。
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拖著一條長長的“士”的尾巴，什麼都要正名，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一聽說世界上還有“酋長國”，就不免搖頭。但阿聯酋如今成了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於是，不說話了。
如今的改革很遇到一些正名派，他們總是哭喪著臉，說這個是“祖宗家法”，動不得；那個是不義之財，不能要。這是由於他們已經奠定了個殷實的家底，國家盛衰，和這些人實在毫無關係。如果一旦大家都必須受雇於某一公司，不限期交出一定數量的合格產品，便要辭退，他們的氣出得可能就不那麼勻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