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癖”
黃 裳
明末的張岱說過兩句有名的話：“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陶庵夢憶·祁止祥癖》）自然，三百年前遺民的見解難免失之於偏，但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提出了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張岱所說的“疵”，似乎可以理解為人們身上的缺點，他認為這是決定人物真實與否的關鍵性問題。這裏姑置不論；他所說的“癖”，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嗜好”，按照傳統的看法，也並不是什麼好字眼，例如有一個時期，吸鴉片煙的一種好聽的說法即是“某種嗜好”，可見社會上一向對它所持的傳統的否定態度了。
人們的興趣總是多種多樣的，也往往是難得與本身的職業完全一致的。在社會分工遠無今天細密、正統觀念又那麼深厚的舊時代，把廣泛、深入但與聖賢之道無關的興趣與愛好一律視之為“癖”是無足怪的。但究其實際，人類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卻往往是廣大人民群眾愛好、創造積累的成果。如果真的聽從了道學家的勸告，我們今天的文化遺產怕也隻剩下了幾本“聖經賢傳”。
再把範圍縮小一下，人們往往在業餘搞些收藏的活動，這也是“癖”的一種。藏書、藏畫、集郵……這已經不值得大驚小怪了。有的人還收藏火柴匣上的花紙、各種昆蟲、蝴蝶以至毒蛇的標本；書畫收藏，也有極細的分工。藏古書的人有的專搜戲曲或版畫、野史、小說、禁書，或宋元版、黑口本、舊抄、活字、校本、黃跋、毛抄……；藏畫的也有專收宋元，或明四家、畫中九友、四王吳惲，以至齊白石、黃賓虹的。
總之，人們有極廣泛的愛好，從而進行研究、創造、積累。在過去，沒有社會主義的國家博物館、圖書館、研究機構的條件，工作也隻有這樣進行，同時也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成果，這一切，看來在今天也還是值得予以批判繼承的。
一個偉大的昆蟲學家從小就會對蟲蟻有非凡的興趣，能理解、同情這種興趣而不進行嗬斥的，就應該算是通達的值得讚佩的父母。在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出現了無數皇帝、地主、官僚，他們殘酷地剝削農民，荒淫無恥地揮霍人民的血汗。在這一大群之中，也出現了像宋徽宗、項子京、瞿鏞這樣的人物。他們在本業之外，都有一種癖，致力於收藏書畫圖籍，在今天人民的財富當中，有不少就是經他們鑒定、搜集而流傳下來的。也不能不說，在同輩之中，他們算是個中翹楚，不無可取之處的。
無論是職業性或業餘性的收藏、研究，都是有好處的。
當然這些都應當從實際出發。單純地玩古董是可笑的，但不能否認也有一種高明而有益的玩法，會為人們帶來好處。
“古董”的說法也有些含混，倒不如稱之為“文物”更為確切。似乎也不一定非周鼎商彝才能加上文物的稱號。一張花紙，一塊瓷片，在真知篤好者看來，也自有它特定的價值。
人們更不必被“古”字嚇退，李成、郭熙的作品，在宋徽宗的“禦府”裏，不也就和今天的吳昌碩、齊白石差不多麼？
人民的興趣與愛好是廣泛的、多方麵的。應該很好地理解、愛護、培養，使它往健康的道路上發展。不可能想象人們都隻能愛好一種事物、一種娛樂。如果全上海的市民隻有電影一種單純的愛好，那就隻能增建兩三百所戲院，才能加以滿足。這就未免大煞風景了。
古人的業餘學習
吳 晗
在封建社會裏，學術文化是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裏的。
因為隻有他們才有時間，讀得起書；才有錢，抄或買得起書，和請得起老師，付得出束討。
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的窮苦人，這樣也沒有，那樣也沒有，讀不起書，更談不到掌握學術文化。
這是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一種表現，教育被壟斷，絕大多數人民被排除在學術文化領域之外，是普遍的基本的現象。說是普遍的基本的現象，也還是有不少的例外。
曆史上有不少窮困的農民、窮人，發憤圖強，克服困難，頑強學習，成為著名的學者。例子很多，現在隻舉列入儒林傳的一些人，順便指出，正史裏名列儒林傳的大體是後一時代認為在某一學術領域有成就、有貢獻的學者。
後漢桓榮年輕時和哥哥元卿在田裏做活，一到休息時候，桓榮便打開書本，朗誦起來。哥哥笑他，白費氣力討苦吃，中什麼用？後來桓榮成為學者，哥哥才歎口氣說，像我們這樣的農民，哪能知道念書有這樣的好處呢！另一學者兒寬，從名儒孔安國受業，也是家裏窮，隻好為人傭作，帶經而鋤，上學以後，給同學做雜事維持生活。虞溥江表傳記張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孜汲汲，夜以繼日，至於弱冠，無不窮覽。晉徐苗白天耕種，晚上念書。梁沈峻家世農夫，他發憤好學，白天黑夜，努力鑽研，到困極時便拿棍子打自己，後來博通五經，尤長於三禮。孔子祛耕耘樵采時，還帶著書念，一到農閑，越發努力，成為古文尚書學者。北齊李鉉春夏務農，冬閑入學，成為當代經師。
也有的是看豬，放羊，放牛的苦孩子，經過刻苦努力，成為學者的。例如後漢的承宮，七歲時替人放豬，同村春秋學者徐子盛正在講學，承宮每次經過，在門下偷聽。主人發現了，要打承宮，徐子盛的學生出來阻止，承宮就此留在徐家，替學生們砍柴做雜活，一麵學習，終於有了成就。晉朝王育替人傭工牧羊豕，住的地方靠近學堂，他便趁空撿些柴火，賣了錢請人抄書，晚上用蒲葉學寫字，終於博通經史。前燕張緗也靠牧牛過活，他是和王育一樣，撿柴請人抄書，在樹葉上寫字，成為學者的。
他們解決生活和學習的矛盾的方法，是邊勞動，邊學習。沒有書，便自己抄，如梁朝袁峻家裏窮，買不起書，便向人借書，自己抄寫，每天抄五十張紙，不抄完不休息。任考恭向人借了書，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三國演義》裏諸葛亮舌戰群儒，對手之一的闞澤，是替人抄書出身的，他抄了一遍，便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