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級和尚
舒 展
乘火車坐硬席，擁擠嘈雜固然屬於一弊，然而卻有先天的一利，萍水相逢的山南海北之士，說話無所顧忌，言論比較自由，可以聽到在會議上聽不到的平民之聲。
兩位十多年未見麵的老友，在一個中轉站不期而遇，坐在我的對麵，聊得非常熱乎。
甲：“聽說你找了個廳長的女兒，洪福加豔福！恭喜，恭喜！”
乙：“老實講，我決不是因為她爸是高幹才追她。不瞞你說，我也不怕人家說我唯美主義，主要是她長得漂亮！”
“美到什麼程度？”“跟女明星比，不好比。用老同學們的形容詞，我看最為恰當，我愛人美的程度，在敝省，超過副部級，達到省軍級水平！”
“嘿，真新鮮！她人品如何？脾氣是不是省軍級？”
“很溫柔，脾氣毫無高幹家的小姐氣，因為我是工程師，換算入行政職務屬於處級，所以她的賢惠……怎麼說呢？”
“像李秀芝、馮晴嵐？”
“我又不是‘右派’。我在家是正處級，她呢，頂天算個科級！明白了吧！”
“你真成了‘官迷’了，一切套級計算。”
“我一個小小工程師，算個啥！再說，咱們對‘官兒’淡泊得很。因為如今不說級似乎就分不出人的高下。我的兒子上初中，腦子裏也是這個尺度，說他們校長連個科級都不夠，因為中學上邊的區教育局是科級。我兒子還自封為‘副科級兒子’。”
“好家夥，這‘級’真成了經濟學的‘價值尺度’了，把一切人的價值表現為同名的量，使他們在質的方麵相同，在量的方麵可以比較，就像三十年代國際貿易市場上的金本位製，具有無限的結償效力！真妙！喂，令郎一個初中生，怎麼會成為‘副科級’的呢？”
“輩分的換算呀！他外公是廳級，我換算成處級，他媽媽是正科級，兒子就自然成了副科級，他不甘心當‘股級兒子’。”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兄———丙，在苦澀的哄笑聲中，也加入了談話。
丙：“不光是人的價值按官級換算，連單位也是如此。
為什麼許多專科學校拚命申請改成學院？為什麼不少學院變著法兒地改為大學？連報社也不能免俗。三十多年安於司局級的報紙，通過各種門路要改為總局級或副部級。因為上升這一級，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就像貨幣升值，一夜之間，刮目相看！我們市屬一座名山大廟，原來歸統戰部管，它隻能是科級寺廟。該寺廟以做素餐宴席聞名遐邇，海內外人士隻要到這座名山一遊，無不以品嚐全素宴為一大幸事。然而，寺廟是科級單位，豆油、麻油和菜籽油以及其他名貴山貨的供應都受到限製，遠不如鄰省的名氣不大但級別甚高的寺廟。本市的一位智囊向××住持建議：改換門庭，投靠省宗教局，即可一切改觀。這位住持原是我市政協副主席，換算為副科級，但佛名頗大。經過各方努力，省宗教局表示願意接過來，於是下令我市，×山××寺改屬省宗教局，括號：正處級。於是××長老，立即從副科級和尚變為處級和尚。供應立即改觀。到省裏開會，再也不用擠公共汽車，有小車來接站。佛門是最看破紅塵的，是最清靜無為的，然而現實利益畢竟不能不在他頭腦中打下世俗的烙印；處級和尚比科級和尚更受用。”
我不由得不忝居丁列，加入三位的“硬席雜談”會。
丁：“‘官本位’的價值觀，大概不能算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人的美貌、美德、輩分以及釋家的佛法，無論如何不能納入行政級別。特別是擁有多少真理，更不能按等級計算。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孟軻尚且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上》）。何況社會主義的公仆哉！
“現在，我們從邏輯學上陷入了一個兩難式。一方麵，我們宣揚褒獎對社會有巨大奉獻的人，這才是對人的價值的最公正的尺度；另一方麵，又對有巨大貢獻的人不論他是否合適和稱職，委以高官。比如，在反右、文革中矢誌不改忠於祖國的宏願、坐了監牢之後毫無怨言、改正之後與苦難的前妻複婚，組成幾個姓的新的革命家庭，不論從思想、道德、紀律哪個方麵，都堪稱一代楷模。然而遺憾的是，立即調上來，副局級待遇。落腳點仍然是官本位！如果讓他在實踐中繼續譜寫新的改革篇章，創出新的業績，比一個副部級的作用，不是大得多嗎？民貴耶？官貴耶？
“再看，運動員，在世界大賽中衝鋒陷陣，舉世聞名，獎個萬兒八千的，沒人害紅眼病。可惜，一旦退役，就給個省體委副主任。又是官本位！我以為，除了像袁偉民那樣的將才帥才之外，運動員在退役之後還是當教練或寫書為好。
作家中，早已有副部級作家，司局級作家，處級作家。他們是塑造人類靈魂的人，也逃不脫、甩不掉‘官本位’的大氣汙染。記得有一幅漫畫，一位少先隊的大隊長到一家豪華飯店去，要求像招待上級那樣請他吃客飯。服務員問他‘您是什麼級？’少先隊長指指大隊長的袖標說‘沒看見我有三道杠嗎？’難怪‘文革’時有位軍代表說‘權，權，權，命相連！’”
除了原始和未來的共產主義之外、任何社會都不能沒有等級。否則就會亂套。如果隻認錢，那麼軟臥、一等艙和飛機，可能被勞動致了大富的專業戶個體戶坐滿，領導幹部還能出差麼？我隻是說，多元的、多層次的、多學識特長的、多行業的、多樣化的偌大的社會，衡量人的價值，不能隻有一個標尺：官本位。可悲的是，許多人藐視它，但又離不開它。一旦離了，有如丟了魂魄。嗚呼———如此強調官、官、官，人民往哪兒擺？知識值幾個錢？難道錢鍾書的學識僅僅是個副部級？這不是玷汙斯文麼？
列車一到站，旅客各奔前程。“硬席雜談”會，如果在“紅都女皇”追謠查謠的年月，是不可能出現的。有道是：“最高明的鐵匠，打不出鎖舌頭的鎖。”
至於本文的質量麼，以金錢計其值，頂多數十元，不足掛齒；若以官本位計其值，遠遠落後於正處級的佛門方丈，大概隻能算股級以下小玩藝兒；但就其實際價值看，說句“以毒攻毒”的話，可能超過省軍級。
（1986年11月28日夜）
預立遺囑放言
廖冰兄
當我正在和一位老友閑聊的時候，收到一份某公逝世的訃告，引起我大發謬論：我早和家人說過了，如果我死了，千萬別開追悼會，也不要搞什麼遺體告別。你看，老人的親友多數都是老人，去殯儀館參加追悼會，除了少數人有小車代步，恐怕大都得擠公共汽車。這已經夠勞人筋骨了。到達之後，又得擠在會場全體肅立，行禮如儀，聽主持者宣讀送花圈者、發唁電者、參加追悼會者的一大串名單，繼而恭聽宣揚羅列死者生前功德的悼詞，以及死者家屬的答詞。
真叫人站得腰酸腿痛。如果死者是位高名重或交遊廣眾的人物就更不得了，非得搞個把鍾頭收不了科。別說是老人，就是後生也不好受。我有一次在這種場合就差點兒暈倒了。這不是眼睜睜地把活人的有限生命用在為死者陪葬，讓死人折磨一大群活人？何苦，何苦！倘若死者在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會於心不忍吧。
至於遺體告別，其實有點兒像屍體示眾。人老了，本來形體容貌都不雅了。即使是西子潘安，老死之後，用防腐劑泡若幹天，雖經屍體美容師來一番塗脂抹粉，悉心打扮，也實在沒有美感可言。這豈不是讓死者獻醜，活人受罪？又何苦如此？以後我死了，希望我的孝子賢孫千萬別做這種事情。可以一死便燒，骨灰也不留。
老友說：“骨灰也不留，不免太過吧。”我說，骨灰這玩意，既非生活用品，也非可供觀賞的擺設。當然，留或不留，悉聽尊便。不過，我日後死了，可不必留。留來何用？放在家裏，不但徒占空間，還會影響家人特別是來客的情緒；誰喜歡老對著這副迷你棺材？倘若寄放到公墓的骨灰存放室，對我也不妥。當今之世，活著還幾乎處處講究等級，連宴會也得論官階大小等分席次座次呢。死了，在不少角落，同樣等級森嚴，骨灰存放就有官室民室之分。官室之內又有部委級櫃、廳局級櫃、處科極櫃，以及等而下之的櫃，按級存放，不得僭越。我有位亡友，是位成就頗大、品格高尚的老藝術家，由於他不是官，什麼官階級別都沒有，在存放骨灰時就發生過爭議哩。經過他的家人和組織多方交涉，最後獲準放在較高級的櫃裏。我想，如果這位生平淡泊於名位的藝術家地下有知，對這番爭來的優遇，大概不會感到高興，許會懊悔死前沒有留下棄灰的遺囑才會徒歎奈何、任人擺布。其實，作如此慨歎者，又何止我這位藝術圈中的故人！我們這些人，從孫中山先生起，爭取自由、平等幾十年，到死了還受到這種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擺布，真叫人哭笑不得。當然，人在活著時，按他的專長、能力、貢獻等等之不同來定級別、評工資，還有道理。死了之後，大家都是一把灰，還有什麼差異呢？所以，一視同“灰”，平等對待，按化灰存放之先後依次擱放，不是更合情合理麼？有人說，你廖某現在級別不低啦，死後排座次準占便宜。這種按等級排座次的便宜，我廖某實在不願沾，也不敢沾。我這個人穿起龍袍也不像皇帝，若死後同大人物擺在一起，既會有辱人家的尊嚴，也會使我自慚形穢。如果我那個“灰”盒子正好擱在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的盒子旁邊，她老是給我嘮嘮叨叨地“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會不時心驚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盡，讓我魂遊四方，豈不更快哉！
一串話，聽得老友頻頻點頭，連讚：“高論，妙論。”但他說有事要走，而我卻把他拉住不放，要他再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