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一個人死了，隻要他生前有點名氣、地位，即使不給他樹碑立傳，恐怕也總會有人給他寫點悼念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本著“隱惡揚善”之旨，把死者生平之“善”盡挑出來“揚”，直把他“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既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他於是乎成了又善又美到超乎人類的怪物了。
我生時不是完人，死後也不願被人視為盡善盡美的怪物。
我是個有優點也有缺點、有長處也有短處，甚至也有過失的凡夫俗子。所以，我已經叮囑過我的兒女們：我死後，倘若有人給我寫悼念文章，並且又盡是說我的好話的話，那麼他們可得反其道而行之，如實地寫我的缺點、毛病、錯誤甚至罪過。這就可免人們對我產生“完人”的錯覺，還我凡人的本來麵目。
想當年我被劃為“右派”之時，好些人或自動的或被迫的對我施行口誅筆伐，會上的發言，報上的文章，豈止“隱善揚惡”，有一些甚至以善為惡，簡直把我說成罪惡累累、近乎該死了。三中全會後，終於“改正”了。但經此一改，許多“口稱筆頌”即紛至遝來，又把我說到幾乎無一不好了。所以，在我化“灰”之後，蓋棺論定之時，怎能不來個如實地揭我之短的東西，給我再來一次“改正”呢？
老友大笑，說：“兄台不必過慮！到了那天，老兄的兒女們堅持‘為親者諱’而不寫的話，我也會寫的。我決不會把你寫成完人，倒可能把你寫成怪物，因為閣下實在怪嘛！”說罷，我再也拉不住，他走了。
（1986年12月18日）
因紀念魯迅而想到章太炎
宋雲彬
今年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也是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
魯迅跟章太炎有師生之誼，因為魯迅在日本東京的時候，曾經和許壽裳等一道去聽章太炎講學。章太炎是1936年6月間逝世的。那時候魯迅大病初愈，還不能寫文章，到了10月上旬，魯迅才寫了一篇《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後來又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沒有完稿，成為絕筆了。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雖然是一篇短短的雜文，卻抵得上一篇數萬言的章太炎評傳。魯迅認為章太炎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他指出章太炎當年的鬥爭精神，“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他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然而魯迅也指出了他老師的缺點。他說：“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和時代隔絕也就是脫離民眾。所以魯迅說：“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然而魯迅接著就加以解釋道：“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魯迅嗬斥那些詆毀章太炎的無聊文人道：“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最後魯迅表示，希望準備刊行章太炎著作的出版社，能夠把章太炎“先前戰鬥的文章”給補刊進去，“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
過去封建社會有一種教條，就是：晚輩對於前輩，小輩對於長輩，隻許讚揚，不準批評。公羊家不是有一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所謂“春秋大義”嗎？所以像魯迅那樣，弟子給老師做結論，做到有讚揚也有批評，而且批評得那麼中肯，在從前封建社會裏是絕對僅有的。
我不說“絕無”而說“絕對僅有”，那是因為章太炎跟魯迅一樣，給他的老師俞曲園做過結論，也是有讚揚也有批評，而且批評得十分中肯。章太炎寫的那篇《俞先生傳》，首先肯定了他老師留在學術史上的業績，並敘述了他自己怎麼樣獨立思考，說解經義的時候往往跟他老師的意見相左，然後指出他老師的短處：“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劄泛愛人，其文辭瑕適並見；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這樣的文章，現在看起來似乎極平常，但在當時卻需要有反對封建教條的勇氣，才敢下筆的。
俞曲園門弟子眾多，可是除了章太炎，沒有第二人能寫這樣的一篇《俞先生傳》；章太炎門弟子也不少，可是除了魯迅，沒有第二人能寫《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是因為章太炎和魯迅都富有革命精神、立場觀點正確、是非愛憎分明的緣故。然而就留在革命史上的業績來講，俞曲園根本談不到，章太炎遠不及魯迅。這就不能拿師生關係來衡量了。唐朝韓愈已經說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莊子說得更好：“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當年魯迅跟章太炎學“說文”，還加入了章太炎他們所發起的革命團體“光複會”，然而章太炎卻“自崖而返”，退居於寧靜的學者，魯迅則奔軼絕塵，“自此遠矣”。
說真話之四
巴 金
關於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說現在的確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並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隻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就是說真話。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講出來讓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做進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我隻能講我自己。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老四不會在裏頭。”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強得多；不辜負別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因為一，他們經常用板子打學生；二，他們隻要聽他們愛聽的話，你要聽什麼，我們就講什麼。編造假話容易討老師喜歡，討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鬆愉快。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麵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熒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劇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關於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幹涉。他和戲裏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有時一打“犯人”就招；有時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寬窄兩種，稱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抬盒”，讓“犯人”跪在抬盒裏，膝下放一盤鐵鏈，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抬杆的洞裏。這刑罰比打小板子厲害，“犯人”
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的叫起來。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親就隻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麼壓迫下麵哪裏會有真話？
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的辦法可比滿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逼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我腦子裏至今深深印著幾張造反派的麵孔，那個時期我看見它們就感到“生理上的厭惡”（我當時對我愛人蕭珊講過幾次），今天回想起來還要發惡心。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樣會有那麼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惟恐學得不像，其實他們早已青出於藍！封建官僚還隻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造反派用起刑來的確有所謂“造反精神”。不過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那十年中間並沒有人對我用過體刑，我不曾挨過一記耳光，或者讓人踢過一腳，隻是別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後常常想起旁聽縣官審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歲小孩，而且每天給逼著講假話，不斷地受侮辱受折磨，哪裏還能從容思索，“憶苦思甜”？！
在那樣的日子裏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後，我想的隻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裏的人活下去，於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地在心裏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