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號召下，中國人民頭頂壓力，以科學的態度，頑強的奮鬥，以超過西方的速度，研製成功我們自己的原子彈和火箭。當西方資產階級斷定中國是“貧油國家”，而國家的發展又急需石油時，中國科學家李四光以自己獨到的地質研究，指導石油工業戰線開發了一個又一個油田。大慶油田石油工人王進喜率領1205鑽井隊，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了一口又一口高質量的油井，徹底甩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為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當西方發達國家嘲笑中國“太窮”，“沒有條件搞機械化，解決不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則號召全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奮圖強，勤儉建國”，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領全縣人民因地製宜，精心治理內澇、風沙和鹽堿“三害”；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率領農民在貧瘠的山梁上開出道道梯田，築起座座水庫，毛澤東和黨中央將他們的經驗推而廣之，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人民的衣食住行問題。也是在西方資產階級諷刺、汙蔑聲中，中國製造成功了萬噸巨輪，萬噸水壓機，現代火車輪箍，首次在世界上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蛋白結晶的研究等。正是在自力更生創造這些重大的經濟科技成就時誕生了至今人們難以忘懷的“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蘭考精神”和“大寨精神”等。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有一句名言：“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吧！讓他們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的達到自己的目標”。毛澤東還揮毫詩曰：“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高度讚揚了中國人民的凜然骨氣、民族氣節和創造精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有左的錯誤蔓延，但那是一個“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是一個“純潔和淨化的時代”，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所曾設想過的促進社會主義“精神發展”和“精神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培植了中華民族新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培植了新時期的革命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毛澤東經常講：“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是這種偉大的創造精神、奉獻精神和為他人服務的精神，構成了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精神動力，構成了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精神成果，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奮勇前進，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不懈奮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極的左傾錯誤嚴重地破壞了我國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促使全黨全國人民認真地思考我國經濟體製、政治體製和黨的肌體存在的重大缺陷，認真地思考傳統社會主義存在的種種弊端，中華民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再次覺醒了”。
中國共產黨人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全新的探索，從理論到實踐孕育了偉大的創造。第一節十一屆三中全會社會主義時期的偉大轉折為徹底清理“文革”及以前的左傾錯誤，推動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為四個現代化建設鋪平道路，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同誌認為有必要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解決亟待解決的重大是非問題，製定黨在新時期的正確路線和工作方針。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12月18日召開了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著重解決了以下問題：1.強調恢複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在全會正式召開之前，作了《解放思想，實是求事，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深刻地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如同過去搞革命一樣，必須靠實事求是，這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他嚴厲批評黨內一些人，“思想僵化，死守教條”，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鄧小平的上述講話為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定下了基調，成為全會的思想指南。全會高度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指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2.公開宣布為“天安門事件”、“薄一波等61人案”，為陶鑄、彭德懷、楊尚昆等人的重大冤案平反。3.對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在粉碎四人幫後又大搞“兩個凡是”的一些同誌展開了嚴肅的批評。4.研究了經濟工作和農業方針問題。陳雲在全會上指出，經濟工作必須從我國的現狀和國情出發，製定積極穩妥的方針政策，必須正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十分低下的現實，進行認真的比較研究，找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有效途徑。陳雲同誌的講話，為推動我國現代化經濟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在黨的曆史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可與遵義會議相媲美的一次重要會議。遵義會議是民主革命時期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一個轉折點，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社會主義時期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偉大轉折。這一轉折使黨和國家從長達二十餘年的左傾錯誤中解脫出來，轉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促進黨和人民按照正確方向繼續探索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發揮了樞紐和轉換作用，載入了黨的光輝史冊。鄧小平則因其在這一偉大轉折過程中發揮了的舉足輕重作用，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開始了全麵的撥亂反正。
所謂撥亂反正是一句古典成語，最早見於《公羊傳·襄公十四年》，文中提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漢書·禮樂誌》亦說道：“漢興，撥亂反正，目不暇給”。撥亂反正的意思就是治平亂世，使社會回複到正常狀態。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這個口號，是以古喻今，欲圖治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亂世，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一）闡明了新時期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即既堅持解放思想，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的鬥爭中，黨內外思想異常活躍，出現了研究新問題，解決新矛盾的生動景象，這是當時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也有極少數人借口“解放思想”，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無限誇大共產黨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針對當時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指出，“我們所講的解放思想，就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決不允許一些人借此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非常明確地說：“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這個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二）在政治領域，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關係從1979年至1982年，全國有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使他們心情舒暢地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從1979年1月起，在全國範圍內摘掉地主、富農分子的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同時為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將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開來，肯定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支持各民主黨派恢複活動，發展組織，發揮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落實了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僑務政策。上述政策的調整，正確地解決了人民內部的一係列矛盾，有效地改善了各方麵的社會關係，對促進社會安定團結，鞏固和發展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各族各界人民，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在經濟領域，製定八字方針，調整國民經濟1979年4月，為糾正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洋冒進”和經濟過熱現象，中共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李先念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了《關於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報告》，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會議認真清理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左”的錯誤，強調經濟建設必須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科學論證，講求實效。會後，“新八字方針”得到切實貫徹執行。至1981年，基本建設規模得到大幅度縮減，投資總額從1980年的558.89億元減到442.91億元，財政支出大幅壓縮，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狀況大為緩解。國民經濟內部積累和消費之間、農業和工業之間、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趨於合理。經過1979年至1982年的經濟調整，我國國民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為經濟體製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四）在外交領域，創造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1978年8月，中國與日本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正式簽署了中美兩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協定。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這期間先後訪問了日本、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歐亞非等數十個國家，這些重大的外交活動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有利於爭取世界和平。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廣西、雲南邊防部隊勝利地進行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沉重地打擊了越南地區霸權主義，使中越邊境從此獲得了安寧。（五）在法治領域，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了公開審判，並對他們分別予以判處，這一莊嚴審判，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意誌，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威嚴（六）在黨的建設方麵，總結建國以來的黨的曆史經驗，對重大曆史問題定性定論1981年6月，黨召開了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科學地總結了建國32年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探索與建設社會主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由於經驗不足，決策失誤而導致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長達20餘年的左傾錯誤，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和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在批評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同時，也充分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
黨必須永遠堅持毛澤東思想，並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決議》還首次提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階段”的論斷。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是黨的曆史上一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特別是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價客觀公正，既對他晚年的錯誤決不護短，又避免了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曆史悲劇在中國重演；既區別於教條主義的“兩個凡是”，又真正的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大理論成果；既穩定了政治大局，又端正了全黨的思想路線。體現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遠見卓識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一屆六中全會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治理了“亂局”，端正了航向，確定了國家新的發展坐標，實現了偉大的曆史性轉折。從此中國踏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中興”時期。第二節開始新的探索大步推進改革在全黨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平定亂世，撥亂反正取得重大勝利以後，如何引導人民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成為黨和鄧小平思考和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建設搞了30年，城市幹部工人的收入不過四、五十元，農村的收入更低，長期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如何盡快發展生產力一直縈繞著鄧小平的頭腦，他著重提出了三個關係全局的問題：1.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一心一意抓經濟建設。決不允許以“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來幹擾經濟建設，黨必須為發展生產力提供政治保障；2.必須為發展生產力創造良好的體製環境。
鄧小平認為發展生產力必須要有一個較高的速度，沒有一個較高的速度就難以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就難以解決眾多人口的就業問題。但是我們所追求的高速度，必須符合中國實際和基本國情，他提出應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較好，人民得到實惠，國力能夠承受”的發展路子來。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就應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就應對建國以來所建立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體製進行必要的改革。鄧小平說：“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3.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創造寬鬆的社會氛圍和社會條件，調動各個方麵的積極性。因此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說，“民主也是社會主義題中之意”。但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來看，由於高度計劃經濟導致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從蘇聯到中國都發生了“個人專斷”的畸形政治現象，黨內缺乏民主，全社會則更少有民主空氣。“文化大革命”雖然是在“大民主”的旗號下展開的，但它卻是通過“大批判、大字報、大辯論”來打倒所謂“走資派”和“學術權威”，是對民主的褻瀆和肆意踐踏，它造成了各方麵關係的緊張和人民情緒的低落，嚴重挫傷了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鄧小平指出：現實生活中我們缺少應有的民主，“民主集中製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片麵講集中，這種狀況不改善，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他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之一就是要加強民主”。然而怎麼樣加強民主建設，必然觸及到深層次的政治原因，這就是我國不僅存在高度計劃經濟體製，還存在著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製，還缺少健全的法律法規體係，還存在著釀成黨內外不民主現象的政治土壤，因此必須穩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正是基於對上述重大問題的思考，鄧小平向全黨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擺脫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製的束傅，衝破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建設高度民主的政治社會和法治社會，增強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