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在保糧保鋼的前提下，壓縮基本戰線，加強農業戰線。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貫徹“八字”方針，黨中央卓有成效地開展了以下工作：第一、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帶隊，分赴全國各省市，圍繞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存在的問題開展調查。中央同時指示各省市的負責同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第二、對農業政策實行必要的調整，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並規定了三十年政策不變，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給製，恢複與擴大自留地，並采取措施，克服農村中存在的“急於過渡”和平均主義。第三、實施對工業政策的調整，由鄧小平主持製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係統地提出了適合我國實際的企業管理規章製度，強調建立健全各個方麵、各個環節的責任製，突出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和管理企業。第四、製定城鄉手工業和商業的調整政策。規定手工業應由國營、集體和個體三種所有製組成，商業必須保持國營，供銷社和集市貿易三條渠道。遏製了商業和手工業急於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錯誤做法，這對於重新活躍城鄉市場，改善人民生活有著重要意義。第五、壓縮基本戰線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與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設投資由384億元降至67億元。第六、對科技、教育和文化政策進行調整，製定了有利於知識分子工作的“科研十四條”、“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文藝十條”，糾正了大躍進以來在知識分子中“拔白旗”、“批白專”的錯誤做法，改善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第七、改善黨內外的政治關係，為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央於1962年1月召開了擴大工作會議，會議中針對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後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上下級關係不融合，下級對上級有意見等，毛澤東提議“應開一個出氣會”，他強調應恢複和發揚民主集中製，大躍進以來的問題，“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應當是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也在各自分管工作範圍內作了自我批評。與此同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推心置腹地向各民主黨派講清了“大躍進”以來的問題，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求得了他們的諒解，密切了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此外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對“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工作，使將近600多萬黨員、幹部和群眾獲得解放。
從1961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毫不動搖的貫徹八字方針，取得了日益明顯的效果。從1963年開始，經濟形勢日漸好轉，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工業內部的關係，積累與消費的關係日益協調，市場供應逐步好轉，人民生活有較大改善，社會秩序明顯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底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上宣布，國家將在1966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我國的國民經濟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並向全黨提出了“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任務。周恩來總理的號召，反映了全國人民亟盼在調整的基礎上實現經濟起飛的願望。毛澤東在此時發表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講話，他說：“人類的曆史就是一個不斷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曆史，這個曆史永遠不會完結。……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和無所作為的論點都是錯誤的”。他認為，經過“一化三改造”以來的十年，經過正反兩方麵經驗的總結，我們對於社會主義規律性的認識已經大大前進了，全國人民應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奮鬥，創造新的偉大業績。那麼應當如何看待從1956年至1966年期間對社會主義規律的探索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我們雖然遭到了嚴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國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探索和建設中，我們雖然有過重大挫折，但全黨和全國在大部分的時間內是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工業建設成就顯著，從新中國成立到1964年，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的2/3是在1958年至1960年建設起來的。1966年與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3倍。棉織品、原煤、發電量、原油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長。電子、原子能、航天等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的建設起來。從1965年起，石油實現了全部自給，工業品種顯著增加，工業布局有了重大改善。在交通方麵，全國新增鐵路裏程達7900多公裏。公路、水運、航空事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在農業方麵，億萬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治理荒山荒坡，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不斷地戰勝自然災害，穩定了農業產量，基本上保證人民的吃穿用和工業需要。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基本上實現了1956年製定的12年遠景規劃，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集中地代表了當時我國科技發展的水平。這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為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全麵開展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二、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積累了領導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經驗。在這十年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大規模的建設實踐，其廣度、深度和難度都是建國前七年所不曾有的。無論是思考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還是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關係；無論是思考經濟體製和生產關係，還是研究價值規律和商品法則；無論是關注市場，搞好流通，還是注意積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無論是注意綜合平衡，調整經濟關係，還是促進社會穩定，調整政治關係等，我們都積累了不少的經驗。這些經驗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有難得的正麵經驗，更有令人難忘的反麵經驗，特別是失敗和反麵的經驗，往往使人變得聰明起來。恩格斯說得好：“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從這個意義上講，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十年所獲得的經驗，為“文化大革命”後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麵展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思維。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人們為嶄新的共和國而驕傲，為火熱的鬥爭和建設場麵所激勵，為巨大的建設成就而自豪，為崇高的理想和事業而奮鬥。從而鑄就了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所特有的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主要表現為：1.促進社會變革，推動時代進步的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人“鐵肩擔道義”，以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為自己的偉大奮鬥目標。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沒有躺在已往的勳業上睡大覺，而是馬不停蹄，繼續革命，在切實鞏固人民政權以後，立即推動“一化三改造”，全麵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天驚地動，移山奇跡，倒海神通”，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正是站在變革潮頭的前列，引領著中華民族實現了巨大的曆史飛躍；2.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執著追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穿越曆史的時空，經過千難萬險的奮鬥，社會主義製度終於站立在中國的土地上。社會主義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形象，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上世紀50年代，工人、農民、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解放軍指戰員和廣大人民都異常珍視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都為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而感到無比自豪，都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忘我工作。趙夢桃、孟泰、向秀麗、雷鋒、歐陽海、焦裕祿、王進喜、黃榮昌、劉文學等就是這樣一批充滿社會主義理想，富於時代精神，為新中國建設添磚加瓦、拚搏奮鬥的先進代表人物。那時人們大力提倡社會主義新風尚和共產主義的互助美德，純潔思想，“淨化”道德，不計報酬，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創造了良好的生活和社會氛圍。在50年代的中華大地，無論在科研院所、部隊軍營、還是在田間地頭、生產車間，到處都響徹著“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嘹亮歌聲。“社會主義好”成為探索社會主義時期的時代最強音，深深地激蕩和影響著億萬人民的思想境界，並演化成崇高的戰無不勝的民族精神。3.發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中國革命的勝利得到了蘇聯、共產國際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大力支持，對此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人本著“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宗旨，在自己還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向世界各被壓迫民族以及國家和地區施以援手，竭其所能，提供了必要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派出了100萬以上的軍隊，給不可一世的美國侵略軍以殲滅性的打擊。中國向朝鮮戰場輸送了數百萬噸生活和作戰物資。中國在國內發起捐款捐物，全國人民共計捐款55650億元（舊幣），可購買戰鬥機3710架。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國威軍威，他們不畏艱苦，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為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湧現了黃繼光、楊根思、胡修道、邱少雲、羅盛教等一大批國際主義英雄；1964年8月，美國發動了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對越南的侵略就是對中國的侵略”，毛澤東還親自發表講話，指出“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
應越南方麵的要求，中國從1965年至1968年，向越南派出了包括導彈、高炮、工程、鐵道和後勤保障等各兵種部隊計達32萬餘人，其中5000餘人血灑越南戰場。同時向越南人民提供了高達200億美元的物資援助，為越南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贏得了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讚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強調“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又將這種民族精神演化延伸為國際主義精神，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達到了完美的境界。4.反對霸權主義的民族精神。新中國的領導者與滿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同。在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方麵，在對外交往和反侵略戰爭中均堅持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中國共產黨人在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麵前決不低頭，沒有絲毫的奴顏婢膝，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錚錚骨氣和民族品格。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誌願軍敢打敢拚敢勝利，迫使美國侵略者無可奈何坐到談判桌前。正如彭德懷指出，曆史所曾有過的“西方侵略者隻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1958年，美國派出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海軍艦隊掩護國民黨軍隊對大陸進行軍事挑釁，我軍立即調集數百門大炮，猛轟金門，打在蔣軍身上，痛在美軍心上，捍衛了祖國的統一，再次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的“紙老虎”原形；1959年以來，印度在蘇聯的偏袒下挑起中印邊界衝突，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中國方麵忍無可忍，於1962年10月被迫進行自衛還擊，幹淨利落地殲滅性打擊了侵華印軍，沉重打擊了印度當局所奉行的地區霸權主義；幾乎在同一時期，蘇聯提出要在中國的領土和領海上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遭到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斷然拒絕。隨後蘇方對我國實行經濟製裁，撤走所有在華專家，撕毀經濟合同，造成了中國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中國人民頭頂烏雲，腳踏寒流，發奮圖強，艱苦奮鬥，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了嚴重的困難，建立起了獨立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係。新中國在這一時期把中華民族所曾固有“不懼強暴”的民族精神發展成不信邪、不怕鬼的“反對霸權主義”的民族精神，在亞非拉和第三世界人民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5.剛直不阿，光明磊落，實事求是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
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十分艱巨複雜的過程，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需要付出極大的政治代價，經曆痛苦的精神磨礪甚至流血犧牲。在黨的曆史上，“左”的口號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左”的政治壓力又極具摧殘性，在這種情況下，能否為社會主義事業堅持真理，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敢講真理，是對每個共產黨員的嚴峻考驗。實踐證明，急躁冒進，急於求成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克服的一個頑症，為解決這一弊端，中國共產黨人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畢，國內經濟建設盲目追加基建項目，造成了財政支撐和供求關係的緊張，周恩來和陳雲一致指出：“急躁情緒已成為經濟建設中的嚴重問題”，強調在大發展時要注意“反冒進”。但是周恩來、陳雲等卻遭致黨內左傾思潮的非難，被誣為“嚴重的右傾保守主義”。在沉重的政治高壓下，周恩來仍堅持“決不搞不切實際的事情”，在他分管的工作中努力控製了冒進錯誤的發展。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的錯誤直言不諱地說：“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我們“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將長期以來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工作作風閑置腦後”，“在黨內要糾正左的思想，比反掉右傾保守困難得多”，由此被扣上了“反黨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頭目”的帽子。然而彭德懷一生耿耿丹心、正直無私，在囚禁中也一直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正是由於周恩來、陳雲、彭德懷求真務實的奮鬥精神為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寶貴的正麵經驗。在他們身上所展現的凜然正氣、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風範構成了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特有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質和民族精神，是十分了不起的。6.社會主義的創造精神和奉獻精神。在社會主義的探索時期，黨和毛澤東除了十分注重改善生產關係、發展社會生產力，還十分注重上層建築建設，培植新的時代精神。當美帝國主義不斷對我國進行核訛詐，蘇聯又撕毀與我共同研製核武器的協議時，毛澤東則斷然發出號召：“我們也要搞自己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