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被冠之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它各個領域勢不可擋地展開了。第一、改革由農村向城市發展中國農業發展長期滯後，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到“文革”結束時，全國仍有兩億多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鑒於農村麵臨的嚴重困難，決定了改革首先從農業發端。1978年，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為幫助農民渡過難關，安徽省委做出了“將集體撂荒的土地借給農民耕作，所得收成全部歸己”的決定，這一決定是新時期試行包產到戶的開端，不僅使全省順利地戰勝了當年的旱災，而且促進了農村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群眾認真總結經驗，尋求創造有利於增產增收的農業運行機製。與此同時，四川、貴州、內蒙、雲南、廣東等地也開始試行包產到組或包產到戶的農業責任製，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各地的農業生產麵貌迅速獲得改觀。悄然興起的農業生產責任製實際上就是劉少奇、鄧子恢在60年代提倡的行之有效的農業舉措，曾被斥之“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能否大規模地推廣，黨內不少幹部心存疑慮。1980年5月，鄧小平在認真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些同誌擔心影響集體經濟，這種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也不會影響到我們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頒發了當年的1號文件，文件強調：“當前農村正在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到戶、到組都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後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以此為標誌農村的改革取得了曆史性突破。生產關係的改革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1979年至1984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9%，我國人均占有糧食由1978年的319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5公斤，主要農副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國內市場供應明顯好轉。農村改革的成功也為其它各條戰線的改革奠定了基礎，起到了良好的示範效應。農村的改革迅速地推動了城市的改革。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鄧小平在大會致開幕詞，他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的講話闡明了我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最基本的指導思想。
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城市改革試點迅速展開。首先是國務院加強市場調節功能，對全國160多種小商品實行價格開放；其次國家通過國營，輔之以集體、合營和個體經營的方式，解決了1000多萬上山下鄉知青的返城就業問題，為所有製的改革奠定了基礎；三是確立少數大城市開展綜合經濟體製改革試點。1983年2月，國務院批準對重慶實行計劃單列，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使之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改革試點的大城市。接著武漢、沈陽、南京、大連等大城市也相繼開始綜合改革試點；四是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等沿海城市設置經濟特區。經濟特區主要實行市場調節，利用外資，引進技術來發展經濟，促進現代化建設，通過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使深圳、珠海等地由昔日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迅速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土，短短幾年便發展成新型的現代化城市。在順利開展改革試點的基礎上，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標誌著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全麵展開。這一時期工作重點主要集中在改革計劃管理體製，搞活企業和培植市場體係方麵，在以下幾個方麵實現了重點突破：1.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中央認為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企業缺乏活力，因此應讓地方和企業在國家統一指導下享有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從1984年開始，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度分離的原則，改變了國營企業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大幅度地提高了企業的分利水平。1987年與1978年相比，國有企業的留利水平由3、7%上升到40%以上，大大增強了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2.改革計劃管理體製、調整國家宏觀調控範圍。
1987年與改革之前相比，國家計委管理的指令性計劃工業產品從120種減少到60種，國家統配物資由259種減少到26種，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由188種減少到23種，由財政籌集的生產建設資金從76.6%下降到31.2%。圍繞著企業擴權和計劃管理體製的改革，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商業和勞動工資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經濟杠杆的宏觀調控作用明顯加強，城市的經濟生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麵。3.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百年大計、科教領先”的思想，進行科學教育體製改革。1985年3月，中央頒布了《關於科學技術體製改革的決定》，主要內容是：改革撥款製度，開拓技術市場，使科研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院校與企業之間的協作與聯合，促進技術成果商品化，加快技術成果向生產力轉化。5月，中央又做出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強調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改革同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使各類教育能夠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方麵的需要。上述改革大大提高了我國的科學教育水平，為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4.在加快經濟改革步伐的同時加大了對外開放的力度。1983年4月，國務院同意海南島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特殊政策，給予較多的自主權，以加快海南島的開發；1984年4月，又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北海等十四個沿海城市；1988年又決定海南島建省，全省實行對外開放；這樣在沿海構成了包括兩個直轄市，25個省轄市，67個縣，約1.5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極大地增強了引進外資的步伐，增強了出口創彙的能力，推動了我國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產品的更新換代和工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我國工業技術水平的迅速攀升和“偉大革命”。第二、對所有製的再認識和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重新認識和確立我國社會主義所有製形式。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一個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應逐步取消個體所有製而向集體所有製或全民所有製過渡，當條件進一步成熟以後，應向著單一的全民所有製轉移。從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的20餘年間，我國就是按照這種觀點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的。
正是這種純而又純的對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追求，滋生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傾錯誤，阻礙了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11屆3中全會以後，我們黨解放思想，從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高度，對我國的所有製結構及具體實現形式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構造和發展了多層次的所有製結構，把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和個體所有製這三種形式搭配起來，以公有製為主體，共同存在，共謀發展，並輔之以各種靈活多樣的經濟過渡形式，例如中外合資經營、國家和集體聯營、集體和集體聯營、集體和個體聯營等經濟運行形式。這種多形式、多層次的所有製運行，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彌補了單一的全民所有製形式的不足，而且廣開了就業門路，解決了國計民生的眾多難題。經過對社會主義所有製形式和運行方式的再認識，再實踐，逐步形成了係統的理論表述。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以後指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製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江澤民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一文中說道：“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這一方針政策包含了三個方麵的內容：1.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公有製經濟隻能搞好，而不能削弱；2.公有製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部分和集體成分；3.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的存在對於繁榮活躍城鄉市場，方便人民生活，拓寬就業門路，增加財政收入，推動國企改革等方麵，發揮著積極的有益的補充作用。以上論述標誌著我黨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有製形式的認識已趨於成熟，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解決了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平均每年以9%以上的速度向前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對所有製和所有製實現形式再認識的同時，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究竟處於什麼階段的問題提了出來。“一化三改造”不久，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運動影響，曾經受盡貧困的中國人民產生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決議》中不切實際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當時有的地區竟貿然宣稱：即將到來的時代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菜，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這種急於過渡的思想帶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在政治和經濟上都產生了重大的負麵影響。在經濟上表現為急躁冒進，急於求成，對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政治上，由於上述目標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必然降低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社會主義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受到扭曲和庸俗化，從而導致信仰危機。也正是針對上述問題，陳雲多次提醒全黨：我們搞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解決，什麼事情也搞不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葉劍英和陳雲等多次提出全黨要認真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國社會主義究競處於什麼階段”的重大問題，並指出“認清我國現實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前提”。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大會科學地分析我國社會主義所麵臨的兩大特征：一方麵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增長，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有了相當的發展。另一方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後列；生產力落後，生產社會化程度還很低；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後於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於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由於總體上生產力發展的滯後，決定了在生產關係方麵，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還不成熟不完善。基於上述兩方麵的分析，黨正式向全國人民指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十三大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六項任務，（一）、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二）、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三）、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四）、必須以公有製為主體，發展商品經濟；（五）、必須以安定團結為前提，建設民主政治；（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對全黨探索和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加快與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社會全麵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三、構建市場經濟體製和對經濟發展戰略的謀篇布局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計劃經濟是與社會主義相聯係的，而市場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正是因為固化了上述觀念，阻礙了我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也阻礙了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實行計劃經濟雖“能夠集中精力辦大事”，但是發展模式僵化，經濟效率低下。從世界範圍來看，凡是采用市場經濟模式運行的國家，其發展速度一定較快，經濟運行質量則相對較好。在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這個大問題上，鄧小平進行了非凡的探索，展現了巨大的魄力。1979年11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1985年，鄧小平在回答美國時代公司總編輯格隆瓦爾德提問時，他又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接連九次談到發展市場經濟的問題。1987年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從1988年開始中央對全國過熱經濟進行適度調整和治理整頓，促使經濟運行逐漸平穩，但發展速度亦隨即趨於緩慢，1989年至199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僅分別為4.1%和3.8%。對此鄧小平十分著急，他深刻地思考了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建設不能滑波，發展速度不能銳減，否則將危及社會主義製度的存在；二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能否再向前跨越一步，即通過構建市場經濟體製大步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92年，即在鄧小平88歲高齡之時，他先後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他十分明確地講：“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中國共產黨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產生了根本性的飛躍，對市場經濟的探索與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正式闡明“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