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將我國人民所固有的愛國主義傳統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去掉了傳統文化中狹隘的民族主義，使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境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程度。毛澤東思想還將傳統的道德精神改造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將古典的經世致用精神轉換成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等，都充分表明了毛澤東思想大大升華了中華民族精神，使之達到了前所未有高度和境界。所謂“集中體現”，是指毛澤東思想成功地推動了中國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全麵複興。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麵對外敵入侵，進行了不屈不撓、前赴後繼的鬥爭。在這些偉大的鬥爭中，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和領袖人物，他們站在時代的前列，順應曆史的發展，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做出了超乎尋常的貢獻。但是他們的事業在經曆一番風光後，很快便墮入了失敗的死胡同。隻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使中華民族擺脫了一百多年來受盡屈辱的曆史地位，並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首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從毛澤東青年時代屹立湘江之邊，抒發“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報國情懷，到攀登六盤山詠唱“望斷南飛燕，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革命誌向；從赴重慶談判奮筆疾書“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到在天安門城樓升起第一麵五星紅旗，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畢生奮進的每一步足跡無不體現出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和業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毛澤東思想源於民族精神，但又不等同於一般的民族精神，它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的發展和升華。它的偉大之處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行動指南和優秀的傳統民族精神結合在一起，大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曆史的前進，使中華民族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輝煌境界。（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貢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含著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是不可動搖的政治思想前提；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運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英國應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意大利。
馬克思主義在傳播的過程中，應視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的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的表現形式。從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際運用過程中的“民族化”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基本國情，同中華民族發展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從而製定出推動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方針、政策和路線等。為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共同進行了不懈奮鬥，毛澤東做出了最傑出的貢獻。1.毛澤東率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一直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全部活動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隻是為各國無產階級提供了革命的一般原理和一般原則，不可能對任何國家，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革命提供現成的模式，這就需要我們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獨立自主地研究自己的問題，提出解決中國革命一係列的重大問題的具體辦法。在我們黨成立和發展的初期，曾一再犯過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外國經驗神聖化的幼稚病。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革命道路、政治戰略、軍事策略、組織路線和行兵布陣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全盤仿照蘇聯的經驗，機械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辦事，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所以毛澤東最早體會和認識到反對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作政治報告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他要求共產黨人要學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
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如此，長征取得偉大的勝利是如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是如此。中國革命所取得的每一個重大成就都體現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巨大威力。2.毛澤東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和實現道路。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其主要途徑是理論聯係實際，其關鍵在於創新和發展。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重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其表現形式是資產階級的矛盾和無產階級矛盾，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基本特點的科學分析。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用於分析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指出“由於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因而中國社會不同於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兩類，一類是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一類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從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和基本矛盾；馬克思、列寧在領導歐洲和俄國革命時十分注重對階級關係的分析，都十分強調對工人階級的信賴和依靠。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時，也非常看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但他同時看到，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中，農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由於受到“超經濟”的壓迫與剝削，中國農民的貧窮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他們迫切地需要改變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所以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必須依靠工農大眾，“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質問題是農民問題”；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走“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而毛澤東則依據中國的基本國情，領導工農紅軍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毛澤東上述理論和實踐活動，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又體現了中國特色和民族特色；既堅守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陣地，又在中國的土地上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了光輝的榜樣。3.毛澤東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誌性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一方麵“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他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一起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與周恩來、朱德等一起締造了人民軍隊；他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進行戰略決戰，打敗了800萬國民黨反動軍隊；建國後，他又努力推動新中國建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他領導中國人民創造驚天動地的偉業中，他始終注重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而在另一方麵，他又不斷總結中國革命的新鮮經驗，“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關於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步思想；關於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理論；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等。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觀點和立場，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才使自己深深地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才使科學社會主義深深地置根於中國的社會實踐之中。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水平、鬥爭藝術和鬥爭效果發生了根本的改觀，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力度、成就和前途都產生了質的飛躍。
毛澤東思想哺育著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指引著他們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不斷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開創新局麵，奪取新勝利。胡喬木曾寫詩稱讚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他說：“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揮將日月長明筆，寫就雷霆不朽文”。毛澤東不愧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者和“第一人”，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愧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第一節嶄新國家蓬勃生機人民政權初試鋒芒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新紀元。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執掌政權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和新社會的曆史任務。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中國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舉頭紅五星，共慶山河改，群英共檢閱，盛事開萬代”，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各族人民滿懷信心地跨入建設新國家的偉大新時代。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麵臨著嚴峻的形勢。在國內，國民黨殘存軍事力量還在負隅頑抗，他們與各地土匪惡霸勾結在一起，以土匪遊擊戰的方式與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抗。在經濟上，共產黨接下了蔣介石政權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生產萎縮，交通梗阻，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失業增多，民生困苦。國民黨政權的官僚們公開說：“共產黨打仗可以，但搞經濟絕對不行，爛攤子留下來了，看他們怎麼收拾？”在國際上，蘇美之間的冷戰格局開始形成，加劇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革命的矛盾。美國不僅頑固地拒絕承認新中國，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實行孤立和遏製新中國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新生的人民政權能否站穩腳跟，中國共產黨能否治理好國家，在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存在著疑慮。麵對國際國內的複雜情況，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遵照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我們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能夠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指示精神，有條不紊地開展了各項工作，率領全國人民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一、追殲殘敵，清匪反霸，穩定社會秩序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部署，人民解放軍采取遠距離迂回和大規模多路圍殲的戰法，“先插入敵後，完成戰略包圍，再聚而殲之”。根據這一部署，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展開了對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最後圍殲。經過近一年的奮戰，共殲滅大陸和海島殘敵128萬餘人，收編和改造了170餘萬國民黨起義部隊，解放了除西藏，台灣以外的全部中國國土。
此外人民解放軍還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共殲滅土匪260餘萬人。上述軍事上的重大成就，促進了祖國大陸的統一，使社會秩序基本穩定，也標誌著以戰爭為主要鬥爭形式的曆史階段已經基本結束。二、沒收官僚資本，抑製通貨膨脹，加強財經管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曾經指示全黨，要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中國，就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基礎，這是建設新中國的首要問題和基本出發點。中國的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較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資產階級手裏，沒收官僚資本使之為共和國所有，既使新中國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更為日後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經濟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座城市，即由軍管會出麵接受官僚資本企業，到1950年初，合計接受工礦企業2800家，金融企業2400家，它們構成了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通貨膨脹是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經濟頑症，嚴重地影響著國計民生和政權穩定。以上海為例，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到1949年5月解放為止，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增加了1400多億倍，物價上漲了85000多億倍。1937年100元紙幣可買兩頭牛，到1945年隻能買兩個雞蛋，1947年隻能買一個煤球，到1949年則隻能買50萬分之一兩大米，也就是說什麼也買不到了。這種現象在剛解放的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賀龍說：“我們入城兩三個月，在經濟上碰到的困難很大，投機倒把分子操縱了銀元市場、米糧市場和棉花市場，什麼東西都跟著銀元、米糧和棉花漲價，…….搞得人心惶惶”。為穩定物價，黨和政府首先同投機資本進行了“銀元之戰”。各大城市軍管會針對當時猖獗的銀元投機，頒令嚴禁金條、銀元、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規定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但是投機商對政府的法令置若罔聞，繼續擾亂各地的金融市場。在上海有人公開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但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為打擊投機資本的囂張氣焰，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斷然查封了金融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接著，全國其他大城市也相繼采取行動，查抄專門投機的地下錢莊和街頭兌換店。有效地震懾了不法金融投機商，使銀元價格大幅度下跌，市場價格回落，人民幣迅速進入流通市場，扭轉了金融市場的形勢；接著又同不法資本家展開了“米棉之戰”。“銀元之戰”後，人民政府為了增強國營經濟的實力，掌握穩定物價和發展經濟的主動權，決定加大對國營企業的貨幣投放，使其能夠大量收購糧、棉等重要物資。一些不法資本家認為與政府較量的機會“再度到來”，於是大量囤積糧食、棉花，哄抬物價，攪亂市場，引發了全國性的漲價狂潮。對於投機資本家的猖狂進攻，政務院副總理陳雲指出：打擊投機倒把，穩定物價，關鍵在於我們掌握了多少物資。由陳雲同誌親自指揮，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調運了大批糧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資。當各地物價上漲最猛的時候，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統一行動，敞開拋售，使物價迅速下跌。同時又收緊銀根，致使投機商資金周轉失靈，紛紛破產。在“米棉之戰”中，人民政府始終掌握主動權，指揮藝術巧妙，收效迅速。榮毅仁曾說：“全國銀元之風潮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而此次米棉之戰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及的”。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投機資本勢力基本上被擊敗，為穩定物價創造了條件。為從根本上穩定物價，製止通貨膨脹，關鍵在於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陳雲指出：“為了戰勝暫時的財政困難，在落後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前進，必須盡可能地集中財力物力，加以統一使用。”據此中央決定，改變新中國成立前各解放區分散管理的辦法，實行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1950年3月，黨中央和國務院頒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主要內容是：統一全國財政收入，使國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統一全國物資調度，使國家掌握的重要物資從分散走向集中，便於合理使用，有效調劑餘缺；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除留若幹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國家銀行，統一調度。這個決定立即在全國得到認真貫徹執行。
由於采取了上述措施，建國不到半年，國家的財政收支便基本接近平衡，製止了通貨膨脹，物價日趨穩定。沒收官僚資本，穩定物價和統一全國的財經工作是建國之初黨在經濟戰線上取得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它為社會主義的建立準備了經濟條件，使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得以馴服，結束了舊中國幾十年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麵。國內外那些對共產黨能否搞好經濟持懷疑態度的人也不能不表示欽佩。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是無敵的，政治上是堅強的，而且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打敗美帝國主義1950年6月，正當中國人民為鞏固人民政權而努力奮鬥時，美國對中國的近鄰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9月，美帝國主義糾集各仆從國力量，集中了大量的飛機、軍艦掩護陸軍在仁川登陸，越過“三八”線，並向北推進，直逼中國邊境。中國和平建設的外部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1950年10月1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召見中國駐朝大使倪誌亮，提出了請中國派兵入朝的要求，中共中央經過慎重地考慮和研究，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中國經曆了長期的戰亂，經濟十分落後，要同號稱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作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實屬不易。但是中國人民誌願軍不信邪、不信鬼，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共計殲滅聯合國侵略軍一百零九萬人（其中包括美軍三十九萬人），毀傷敵機一萬零七百二十九架，擊毀敵人坦克二千多輛，將敵方軍隊全部打至“三八”線以南，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曆史性勝利，迫使美帝國主義於1953年在板門簽訂停戰協定。美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頹喪的說：“我是美國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將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更是哀怨地說：“美國在朝鮮的戰爭那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跟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國威、軍威，極大地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並轉化為促進各項社會改革和加速新中國建設的強大動力。四、推進土地改革，完成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務如前所述，中國革命的實質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症結所在又是土地問題。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太平天國運動和辛亥革命都因為沒有很好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導致了革命的失敗。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了曆史經驗，強調在新解放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並指出這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基本條件之一。黨製定了在新解放區實施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即：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到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及台灣外，在全國三億多人口的廣大地區開展了土改，廣大農民無償獲得了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真正成為土地和國家的主人，極大的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增強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五、全力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治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經濟爛攤子，為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創造最基本的條件，也是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最緊迫的任務。人民政府首先強調農業的發展，周恩來指出：“農業的恢複是其他一切經濟部門恢複的基礎”。人民政府在推進土改的同時，實行了各項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包括減輕賦稅，發放農貸，疏導供銷，推廣技術和獎勵豐產等。國家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投入巨資進行水利建設，建國之初的前三年，全國參加水利建設的總人數達兩千萬人，完成土方量達十七億立方米，相當於挖掘了二十三條蘇伊士運河。著名的淮河工程、官廳水庫、荊江分洪工程就是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其次是恢複和發展鐵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