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闡明了如下觀點：1.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2.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社會矛盾，解決這兩類矛盾應按照專政和民主兩種方式區別對待；3.決不能混淆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凡屬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批判教育的方式去解決；4.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關係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改革和推動工業化的發展都必須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的80%以上這一基本實情出發。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不僅回答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否存在矛盾這個根本問題，而且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的矛盾現象、矛盾規律和處理這些矛盾的方法。對於穩定人民群眾的情緒，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對於全黨處理好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若幹經濟關係，對於提高全黨處理複雜社會問題和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具有直接現實意義。這個講話同時又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典文獻，極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伴隨著全黨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全黨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八大路線，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六億人民齊步伐，看工農新創文明史”，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超額完成，1957年成為建國初期經濟建設成就最好的一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到了783.9億元，超過原定計劃的21%；鋼產量達到535萬噸，比1952年增長296%；原煤產量達到1.3億噸，比1952年增長96%；農業總產值達到604億元，比1952年增長25%；消費資料的生產比1952年增長210%。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基礎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地建設起來，一大批工礦企業在中西部建設起來，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布局偏重於沿海的弊端。“一五”期間工業生產所取得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一百年的發展水平。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局之年，中國人民在認識“社會主義”這個“必然王國”過程中既取得了重大的理論成果，又取得了經濟建設的重大成就，實現了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二、探索社會主義過程中的重大曲折列寧曾經說過，革命絕不象在涅瓦大道上行走，道路是筆直的。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曆史、經濟條件和國際環境十分複雜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發展進程決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正當我們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良好開局，黨卻受到了國際國內形勢的嚴重幹擾，受到片麵追求經濟建設的高速度而導致了探索過程中的偏離，使國家發展產生了重大曲折。這一重大曲折反映在以下方麵：（一）從黨內整風到反右派的擴大化1957年4月27日，為了貫徹八大路線，大規模地推進經濟建設，使共產黨員的思想和作風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強調發動群眾向黨的各級組織提出批評建議，中央也要求各級黨組織主動向黨內外群眾廣泛征求意見，這本來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現象，但是在整風過程中，一些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反動言論乘機出籠，向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起了猖狂的進攻。
一些人配合國際反共逆流，公開宣稱：“天下要變，蘇聯也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一些人露骨地反對共產黨，說什麼“共產黨內部問題大”，“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個別不服從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也跳出來發泄不滿，說什麼：“合營之前是小國之君，合營之後是大國之臣，全行業合營後成了亡國之民”。還有個別極右分子狂妄叫囂，“我們也可以逼宮，造成天下大亂”，推翻共產黨的“黨天下”等。他們還要求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退出合營企業，退出共產黨領導的一切領域。正如鄧小平同誌指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這夥人的頭麵人物大多數是解放戰爭中的中間力量的代表和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人數雖少，但能量頗大，不反擊他們就不能澄清政治思想是非，就不能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1957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該文的發表，標誌著從黨內整風轉向反擊右派。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以此為契機，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展起來。反右派鬥爭運用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戰場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到學校，從黨內到黨外，廣泛揭批“右派分子”。從那時的實際情況看，揭批右派是必要的，但卻無限製的擴大化了。反右鬥爭共計劃定了55萬人的右派分子，但是經1980年甄別，真正的右派僅僅1萬餘人，其中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愛，出於幫助黨整頓思想作風、克服官僚主義而善意地向各級黨組織提出批評意見，因而被錯誤地劃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反右派的擴大化，使許多與黨有長期合作曆史的朋友，許多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許多政治上熱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受到了長期的委屈和壓抑，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鑒於當時毛澤東剛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講話，而反右鬥爭的擴大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與《矛盾》學說的主題精神是完全相悖的，這導致了部分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黨的理論和社會主義民主產生了懷疑，打擊了他們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整風運動和反右派的鬥爭的經驗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就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使我國政治生活日益進入“階級鬥爭”的誤區之中，這既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個重大失誤，也是我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的一個重大挫折。（二）高舉“三麵紅旗”的嚴重錯誤所謂“三麵紅旗”，是指在20世紀50年代為促進經濟發展而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人們為高昂的革命和建設熱情所驅使，將它們形象地比喻為“三麵紅旗”。
“三麵紅旗”的實質是要爭取經濟發展的超高速度，與此相適應又必須加快生產關係的變革，因而它是我黨在社會主義探索階段所犯的一次左傾激進主義的錯誤。毛澤東英雄一世，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克服千難萬險，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因而他也堅信，經過中國人民的不懈奮鬥，也一定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但他卻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經濟建設有它自身的規律，隻能服從它，適應和駕馭它，而不能唯意誌論地去改變它，毛澤東恰恰在這個問題首次犯了重大錯誤。宋振庭曾經指出：“我們急欲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希望有一個超速度，迅速地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這就忽視了基本國情，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大躍進”的口號首次出現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裏，社論的題目是：《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社論指出：“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毛澤東看了這篇社論以後十分欣賞，他親自寫了一個評語：“寫這篇社論的同誌，其功不在禹下。”在此同時，毛澤東闡明了大躍進的目標，他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代表時指出：“中國在1957年真正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但現在生產力還很低，蘇聯要力爭15年超過美國，中國要力爭15年超過英國”。1957年12月，在全國第八次工會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宣布了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數量上超過英國的目標，從而揭開“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確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強調總路線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生產力”，“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大躍進”在全國各行各業全麵展開。首先表現在鋼鐵戰線上，強調“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全麵躍進”。原計劃1958年全國鋼產量為710萬噸，完成這一目標尚需要付出極大努力。但是中共中央做出決定，“1958年的鋼鐵產量應達到1070萬噸”。在這一號召之下，全國男女老少、幾千萬人一起上陣，遍山砍樹木，遍地找礦石，土法上馬，豎起座座小高爐，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各省市的現代化的鋼鐵企業，也都丟掉規章製度，打亂正常生產秩序，投入到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中來。到年底全國共生產鋼鐵達1108萬噸，其中合格的鋼僅有800萬噸。同時圍繞以鋼鐵為中心，交通、電力、水利、文教、科研等各行各業都在“一馬當先”的前提下開展“大躍進”，以造成“萬馬奔騰，共放衛星”局麵。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指出，“大躍進”已經把農業生產推進到這樣的水平，農產品將做到“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增長”。1957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為3700億斤，而1958年則要求達到7000億斤。當時一些領導人以為隻要克服了右傾保守思想，就可以打破科學常規，生產就可以飛躍發展，產量就可以成倍成幾十倍的增長，甚至有些理論刊物公開宣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全國各個農村，“畝產上萬，衛星不斷”的口號比比皆是。不少人為非科學的經濟運行衝昏了頭腦。農村的“大躍進”不僅表現在高指標上，更反映在生產關係的急速變革上。認為原有的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已經適應不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建立人民公社。北戴河會議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在北戴河會議的倡導下，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把全國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組成了26500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各族農民達1億2千多萬戶，占農民總數的99%以上。這就是說全國各地一哄而上，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完全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費，造成了國民經濟發展比例的嚴重失調，造成了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困難；二是農村公社化後，在公社範圍內實行統一核算，統一分配，造成原合作社之間，社員和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同時，社員的自留地、家畜和果樹等也都收歸社有，使農民在土改中獲得的成果得而複失。公社化使許多農民驚恐不安，紛紛殺豬宰羊，砍伐樹木，造成了生產力的極大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災難性後果，糧油、棉花和油料產量迅速下降到建國初期的水平；三是違背了黨所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無論是工農業生產中的“高指標”，還是生產關係改革過程中的“窮過渡”，乃至於強調“一大二公”，“迅速向共產主義邁進”等，都是脫離當時的實際和基本國情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建設時期左傾激進主義的表現；四是把經濟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看待，例如周恩來、陳雲在大躍進前後都主張經濟增長必須適度，特別應注意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因而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然而在大躍進中卻把這種正確的經濟主張視為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這為以後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乃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留下了隱患。在1958年秋冬期間，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鬧了不少亂子”，提出要大家“冷靜下來”，“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以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他於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連續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一次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七中全會。企圖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提出新的工作思路。
這些會議均提出要劃清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在生產關係改革中“須持慎重態度”，特別應反對“窮過渡”。提出調整經濟指標，搞好綜合平衡，反對浮誇風，按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辦事等。糾正建設中的左傾錯誤初露端倪。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原有的基調是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會議強調經濟建設不能盲目追求速度，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毛澤東在會議上稱讚陳雲提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經濟建設”的方針是正確的。劉少奇指出：“1958年出了一些亂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訓，碰到了釘子知道轉彎是真正的聰明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倡導大會廣開言路，暢所欲言，以幫助中央總結經驗。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闡明了如下正確觀點：1.經濟工作中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引起的；2.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3.指出農業產量普遍虛報，全民煉鋼值得懷疑，人民公社辦得太早；4.指出大躍進以來，黨的指導方針為“左”的思想所籠罩，“左”的東西一來就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真話；5.大躍進所犯的錯誤，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在政治上的表現。彭德懷疾言厲語的批評，完全是為了黨的事業，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毛澤東在此時卻忍受不了了，他雖然也主張總結經驗教訓，但卻堅持三麵紅旗“成績很大，前途光明”。他將彭德懷的這封信發給大家討論批判，會議的基調即由糾“左”轉向反“右”，把黨內在經濟工作中的正常爭論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來對待。林彪汙蔑彭德懷是“偽君子”，“陰謀家”和“野心家”，還有些人說彭德懷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對派”，“建設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等。毛澤東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毛澤東是黨內擁有崇高權威的領袖，他的這種蓋棺定論，使得反右派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進一步升級。不久全國從上到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涉及黨員、幹部達300餘萬之多。反右傾鬥爭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再度進入迂回和曲折中。第四節社會主義在調整中前進和探索時期的愛國主義從1959年起全國連續大麵積遭受自然災害，糧食產量銳減，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財政嚴重困難，市場通貨膨脹，1959至1961年財政赤字高達180億元，城鄉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難，出現了嚴重的浮腫病和相當數量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由於用政治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發展經濟過程中的矛盾，致使人們不敢講真話，民主空氣蕩然無存，黨內黨群關係都相當緊張。原指望通過高舉“三麵紅旗”，讓人民過上幸福康樂的日子，然而卻在實際生活中產生了令人冰涼的現實。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心情是沉甸甸的。他寫了《十年總結》一文，表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麵前，他自己和我們黨都還有很大的盲目性，要以第二個十年的時間去調查它，研究它，找出其固有的規律”，他虛懷若穀，承認“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在嚴重的困難麵前，黨和毛澤東逐步清醒過來，決心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