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0年，中國原有的鐵路網基本恢複，中斷鐵路交通十幾年的華北和華南連接了起來。在西南興修了成渝鐵路，改變了“蜀道行路難，難於上青天”的局麵；第三是大力發展工業和商業貿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在國有企業廣泛開展勞動競賽，不斷提高產品產量和質量。有計劃地興建了一批國有骨幹企業，如阜新露天煤礦、山西重型機械廠、武漢和鄭州的大型棉紡廠等就是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同時大力促進城鄉物資交流，到1950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從上到下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國營商業體係。由於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6%，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均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城鄉人民生活普遍改善，1952年和1949年相比，職工工資平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充分說明開國的前三年經濟發展態勢是良好的。從上述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新中國所采取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推動社會改革的各項舉措表明，共和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治愈了嚴重的戰爭創傷，堅強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並為隨後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少外國政治家指出：新中國領導人聰明睿智，富有魄力，善於謀篇布局。英國著名記者格林說：“50年代初，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曆史事件之一”。第二節製定總路線開展三大改造促進社會轉型新中國成立之時的中國社會從質的定義上講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還處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但是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究竟什麼時候向社會主義過渡，尚沒有明確的時間概念。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曾指出，中國要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至少需要十年時間。但是到了1952年底，由於在軍事上消滅了蔣軍殘敵，迫使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簽訂了停戰協議，有了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在經濟上建立了相對強大的國營經濟，在農村實現了土改，並開展了互助合作組運動。同時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和毛澤東認為：我們可以放棄原來的設想，不失時機地引導中國人民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這個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1953年廣為宣傳，有人形象的比喻總路線是“一隻展翅高飛的鳥”。其主體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把對農業、個體手工業的改造比喻為一翼，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比喻為另一翼。一體雙翼，互相促進，互相製約，體現了發展生產力與變革生產關係的有機統一，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總路線。總路線的製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既是肩負崇高理想的革命者，又是務實推進社會改革的開拓者。他們科學地謀篇布局，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化三改造”的熱潮。首先是發起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工業強國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是改變中國“一窮二白”麵貌、走向富強的關鍵所在。黨和政府製定了從1953年至1957年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強調國家將“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新中國在實施“一五”計劃過程中，獲得了蘇聯和斯大林的大力援助，爭取到156個骨幹援助項目。我們堅持發揮自力更生為主的民族精神，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實現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主力軍作用。各個工礦企業，各條生產戰線大力開展技術革新和勞動競賽，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53年12月26日，鞍山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煉鐵爐舉行開工典禮，揭開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起步的序幕。接著中國第一個生產載重汽車的長春汽車廠建設投產，中國第一個飛機製造廠建成問世，中國第一座長江大橋破土動工，它們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邁出了重大步伐。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曾經指出：“我們能造什麼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黨和人民迫切需要改變這種情況。通過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國民族工業基本上改變了量少質弱，什麼都不能生產的狀況。到1956年我國的工業總產值達到703億萬元，比1952年增長一倍多，鋼產量達到440萬噸，比1949年增長30多倍。工業技術水平迅速提高，獨立自主地建設起自己的飛機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新式機床製造業和有色金屬冶煉業等一係列新興工業部門。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凋殘零落、千瘡百孔的工業格局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二是推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推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係，這就把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了出來。1953年以後，隨著全國大規模的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建立在個體私有製基礎上的小農經濟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的唯一辦法就是加速農業合作化。毛澤東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於農村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要去占領。”中共中央製定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指出：“要把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導到互助合作積極性的軌道上，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決議精神的指引下，農業的合作化進程快速發展，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87.8%。在上世紀50年代初，全國共有手工業工人和手工獨立勞動者1900多萬人，原計劃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實現合作化，然而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推進，手工業也以建設生產合作社為目標，從供銷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全國共建立起10萬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參加人數共占全國手工業者人數的91.7%，標誌著手工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第三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引導民族資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到1952年底，全國民族私人工商業擁有380萬職工，私營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0%以上。在剛解放的前三年，對民族資本加以利用，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增加國家工業化的資金積累。但是當新中國國有經濟日益強大以後，民族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利性和無政府狀態與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矛盾日趨尖銳。同時民族資本企業內部的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同樣是對抗性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既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不利於建成社會主義。正是為著解決這些矛盾，中共中央決定著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1953年9月，毛澤東召集各民主黨派和工商業部分代表人士座談，闡明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方針。毛澤東要求廣大工商業者認清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農業合作化高潮興起之後，中共中央決定加快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采用公私合營，和平贖買的方式接收民族資本家的企業。對資本家的工廠、機器、原材料和設備進行“清產核資，折合股份，按股發息”，一直發至“文化大革命”為止。
對原私營工商業者，凡有一技之長者，均給予適當安排，保留了較高工資，同時在政治上給予選舉權。到1956年1月底，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集中的50多個大中城市都相繼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私營商業戶數的82.2%分別納入公私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1956年在中國現代史上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各項任務，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盡管在改造過程中出現過某些偏激和“左”的傾向，但這是在建立一個偉大的新社會製度的進程中難以避免的“陣痛”。通過“一化三改造”，標誌著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黨和國家發展曆史中的一個重要裏程碑，也是中華民族發展曆史中一個重要裏程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化三改造”，其麵臨的形勢是錯綜複雜的，尤其是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情況更為特殊。民族資產階級在曆史上是革命的同盟者，對他們實施改造不能采取簡單的剝奪手段。在俄國十月革命時，列寧曾經設想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政策，但由於嚴酷的鬥爭環境和各種原因沒有兌現。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用統一戰線的法寶，在改造中繼續保持與民族資產階級政治聯係和聯盟關係，采取“和平贖買、適度安排、政治照顧”等政策，較為穩妥的解決了對私改造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是以蘇聯的目標模式為榜樣，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以新的經驗和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從實踐來看，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效果是良好的。
上海一位號稱“紡織大王”的資本家說：“是的，我是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解放前我一直想興辦工業，救國圖強，可是在舊社會受盡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於政府貸款，委托加工和收購產品，才使企業擺脫窘迫局麵，盈利逐漸增加。”隨後他又說：“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哪能有今天！”“廢除資本主義製度，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從物質生活看，實際上我並沒有失去什麼，我還是過得很好的。”實事求是講，當時許多工商界代表人士都是如此放開思想，暢談自己接受改造的體會和心情。它可以生動地看到黨對民族資本家采取團結和改造政策的效果。總之，在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擁護，成功地把中國引向了社會主義。它充分說明，黨中央關於“一化三改造”的重大舉措是成功的。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在曆史上是開天辟地的大事。盡管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尚有許多難題擺在共產黨人麵前。然而“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黨中央和毛澤東堅信，隻要不斷探索，艱苦奮鬥，中國就一定會走出一條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第三節可貴的探索巨大的成就沉痛的教訓一、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通過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大陸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官僚資產階級早已不複存在，地主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資產階級正由剝削者轉變為勞動者，廣大農民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已經上升為國家的領導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真正成為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社會主義製度雖然在中國建立起來，但是怎麼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比戰爭年代更為嚴峻複雜的課題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曆史悠久、文化傳統獨特、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落後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更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起始階段，我們依然遵循了一條“以俄為師”的道路，曾經號召全黨努力“學習蘇聯”，但是蘇聯的經驗並不都是成功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清醒的認識到，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國，建設的道路同樣不能照搬外國。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高度計劃經濟的弊端和社會生活中的諸多矛盾已經充分暴露。毛澤東指出，“蘇聯已經碰了壁，他們走過的彎路，我們要力求避免”。毛澤東一生勤於思考，善於調查研究，強調獨立自主，在社會主義改造尚未完全結束，就向全黨提出“必須結合本國情況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並身體力行，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20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錯誤，披露了蘇聯經濟政治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暴露了蘇聯建設模式的若幹重大缺陷，這對中國共產黨以極大的震動。毛澤東指出，對於蘇共20大我們如何看，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從中得到什麼教訓，在於我們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在當時提出了三個問題供全黨思考，一是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應處理好哪些經濟關係；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還有沒有矛盾，如果有應當怎樣正確處理。這三個問題都是社會主義建設開好頭、邁好步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論十大關係》前三條講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強調為了人民的生活和為國家積累資金，必須注重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第四、五兩條涉及到國家的經濟體製問題，探討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論十大關係》的後五條主要分析研究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幹矛盾，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外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等。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闡明了黨的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論十大關係》是一篇極其重要的理論文獻，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初成果。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正確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八大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設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盡快地“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八大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基本矛盾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它對於我們在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和實踐依據。在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和中共八大召開之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受了更為嚴峻的考驗。蘇共20大由批判斯大林工作中的缺點到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是一味偏重發展重工業，忽視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導致蘇聯和東歐各國物資匱乏，供應緊張，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心存懷疑。1956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多事之秋，6月在波蘭，10月在匈牙利都發生了人民群體鬧事的重大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趁機幹預波蘭和匈牙利的內政，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說：“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崩潰”，“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事情。”資本主義複辟威脅著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問題和波匈事件發生表明，社會主義在建設過程中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在社會主義內部，政治和經濟，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黨內和黨外，人民和政府，民族和民族之間等都存在著大量矛盾，能否正確地解決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關係到人民政權的生死存亡。對於剛剛跨入社會主義境界的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於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