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2日，《大公報》》發表社論說：“抗戰是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關注延安的態度，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則更困難”。大公報的記者則直截了當地對毛澤東說：“希望你們不要另起爐灶”。這些情況都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曆史條件下，確有一部分人幻想在國共兩黨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他們無條件地反對一切內戰，希望用無原則的讓步來換取蔣介石的和平與民主。戰後國內政治的複雜性，要求共產黨人既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對付蔣介石隨時可能發起的軍事進攻。又要卓有成效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通過交往，說服和引導“中間勢力”的代表人物，使他們逐步放棄空想的第三條道路，加入到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人民革命陣線來，這就需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製定新的戰略策略。（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方針和戰略部署麵對國內複雜的政治形式，毛澤東於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召開幹部大會，他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在這個演講中，毛澤東指出：“從整個形勢來看，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呢？這將是一場很複雜的鬥爭”。他提出黨必須應對各種複雜局麵，一方麵要力爭和平，反對內戰；另一方麵要作好充分的準備，應對蔣介石可能發動的全國規模的內戰。黨在新時期的策略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他生動形象地指出：“蔣介石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蔣介石在磨刀，我們也在磨刀，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來文去，武來武去，以打對打，以談對談”。毛澤東還強調，要貫徹落實這一方針“必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毛澤東之所以強調自力更生，是因為當時蘇聯和斯大林對於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領導人存有偏見。例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曾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中國某些地區人民很窮，這些人民中，有人自稱共產黨，但與共產主義不發生任何關係”。1944年6月，斯大林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舉行會談，在言及誰可以成為戰後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時。斯大林斷定“在目前的情況下，蔣介石是最恰當的人，因此必須予以支持”。1945年蘇聯又電告毛澤東，要求中國共產黨不要反對蔣介石，不要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既要反對來自美蔣反動派的挑釁，又要頂住來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壓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強調必須把革命事業的成功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毛澤東的這一重大政治主張鑄就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為貫徹“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和“自力更生”的方針，中共中央進行了周密的戰略部署，集中精力抓了以下大事。1.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保衛勝利果實的鬥爭。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的軍隊不斷潰敗，其主要兵力集結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西南一線。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則不斷向敵後挺進，從日軍手中解放了許多國土，到抗戰勝利前夕，日本在華控製的城市和軍事要衝大部分處在人民抗日武裝的包圍之中。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中國發出乞降照會，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命令，限令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投降。第二天，蔣介石向八路軍總部發出電令，要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不得擅自行動”。毛澤東針鋒相對，於13日回電蔣介石指出：“這個命令不僅不公道，而且違背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8月15日，毛澤東，朱德向日本侵華軍司令岡村寧次發出通令，命令散布在華東、華北，鄂豫，廣東的日軍分別向該地區所在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投降。並指示各個解放區，凡能爭取到的勝利果實必須“用全力去爭之”，如果國民黨反動派敢於搶奪人民勝利果實，要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各根據地軍民紛紛行動起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攻占城市，控製交通，接受日軍的武器裝備，猛烈地擴大解放區。到1945年10月，僅關內我黨我軍所控製的中小城市即達到286個，解放區實際控製麵積達到239萬平方公裏。毛澤東曾經預計，中國革命如果據有三到五個類似江西中央蘇區那樣大的根據地。中國革命的形勢比較樂觀了。而擴大解放區的結果，使我黨直接控製的土地麵積幾乎相當於24個中央蘇區。它標誌著中國革命已經有了強大的堅如磐石的戰略基地，預示著建立新中國的曆史時期已經到來。2.製定並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向北發展是指奪取東北和熱河、察哈爾兩省。東北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占領了東北，可使關內關外根據地聯成一氣，並且因為北靠蘇聯，西倚蒙古，東麵朝鮮，可使人民革命力量從此擺脫敵人在戰略上的四麵包圍，爭取一個地緣態勢較為寬鬆的鬥爭環境；東北又是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地區，當日本關東軍被蘇聯全殲時，國民黨在東北尚無一兵一卒，有利於我軍搶占戰略先機；此外東北工業發達，交通便利，且有日軍遺留下來的大批武器裝備，控製了東北，我們就可以建設起物質力量雄厚的戰略後方。為了奪取東北，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朱德即發布命令，命令呂正操，張學思等東北軍將領率部隊先期進入東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派一百個團的幹部赴東北工作的決定。並由林彪、羅榮桓、黃克誠率領13萬部隊入關開辟東北戰場。接著又任命林彪、彭真、陳雲，羅榮桓、張聞天等20名中央委員組成東北局，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作。
由於采取了上述措施，大批武器裝備、糧食布匹落入人民手中，東北百姓踴躍參軍，到1945年底，東北民主聯軍發展到30萬人，我黨我軍很快在東北站住了腳跟。向南防禦是指調整防禦部署，收縮戰線，撤出江南八個解放區，以在南線防禦作戰掩護我軍在東北的發展。當時人民武裝力量的戰線拉得較長，從長城內外一直延伸到珠江兩岸，有被國民黨軍隊各個擊破的危險。因此中央決定主動放棄廣東、浙江、蘇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八個解放區。命令新四軍撤到江北，蘇北新四軍和山東八路軍主力開進東北。將陳毅指揮的新四軍二師、四師、七師和新四軍軍部調至山東，與山東軍區合並組成山東野戰軍和華東局。命令粟裕、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指揮的新四軍向蘇皖一帶集結並組成華中野戰軍。把南線人民武裝力量撤向江北，這在軍事部署上是舍一求十的良策，也是人民革命戰略發展的客觀需要。國民黨蔣介石也深知東北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於是製定了“控製華北，搶占東北”的方針。抗日戰爭剛剛宣告勝利，蔣介石即命令傅作義部沿平綏路進攻張家口，命令孫連仲部沿平漢路進攻邯鄲，命令李品仙部從徐州出發，沿津浦路北犯。這三路蔣軍都必須經過華北和山東解放區。為回擊敵人的進攻，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解放區軍民發起交通作戰，堅決打擊、遲滯蔣軍的行動。從1945年10月起，賀龍、聶榮臻指揮了平綏戰役，苦戰七天粉碎了傅作義攻占張家口的企圖；陳毅指揮了津浦戰役，打退了李品仙的進攻，控製了徐州至濟南段的鐵路；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了平漢戰役，殲滅了孫連仲部兩個軍，迫使敵高樹勳部起義。這三個戰役打亂了蔣介石的行動計劃，粉碎了敵人從陸上運兵，集結平津，然後奪取東北的圖謀。1945年11月，在國民黨陸上進攻和運兵計劃破產後，美國派出了大批軍艦和運輸機協助國民黨從海空運兵，相繼占領了秦皇島、山海關與錦州。此時蘇聯方麵也準備履行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條約》，準備將位於東北鐵路幹線的各大城市交給蔣軍接收。根據形勢的變化，黨中央審時度勢，發出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指示。劉少奇於11月20號致信東北局，“決定讓出東北的大城市及鐵路沿線，力求控製次要城市，站穩腳跟，準備與蔣軍鬥爭”。
毛澤東於11月28日起草了“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再次闡明了在東北放棄大城市，控製中小城市，占領廣大農村，發動廣大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堅決站穩腳跟等一係列正確的戰略策略思想。在東北“讓開大路、占領兩廂”，仍然體現了毛澤東一貫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對於爭取東北全境的解放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中共中央製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和采取的各項有效措施，體現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高度政治智慧。以在南線防禦作戰打亂敵人的軍事部署，掩護了我軍在東北的發展，極其巧妙地把進攻與退卻結合起來，在全麵內戰爆發前演出了有聲有色的一幕，在軍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由於貫徹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經過十個月的努力，人民軍隊由分散變為集中，武器裝備有了很大的改善，建立了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在戰略上擺脫了國民黨軍隊長期對我包圍的態勢，敵我力量的對比開始產生了有利於革命力量的變化。（三）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共產黨為和平民主而奮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是貫徹“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策略方針而開辟的另外一個戰場。1945年8月，蔣介石接連三次打電報給毛澤東，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共商國事，幸勿吝駕”。蔣介石的既定方針是要發動內戰，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他還必須擺出一副爭取和平民主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