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既有抗日的一麵，更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總是強調，大敵當前，合則兩利，分則兩弊，周恩來說：“和為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1941年1月，中國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期，蔣介石卻策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近萬名新四軍將士死於猝不及防之中。周恩來揮淚寫下了“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感人詩句，嚴厲地譴責了蔣介石、何應欽之流的反共罪行，指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同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說：“如果重新挑起國共兩黨的戰爭，隻會有利於肆掠中華大地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卑鄙伎倆，將在抗戰中一直動搖不定的蔣介石等國民黨實力派控製在聯合陣線內，從而鞏固了團結抗戰的局麵。當時在戰時陪都重慶雲集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代表和各種政治力量，周恩來和南方局幹部戰士與他們廣交朋友，堅持思想工作領先，不斷化解矛盾，求同存異。在一致抗日，建設“民主之中國”的共同前提下，團結了國統區大批進步力量。國民黨左派李濟深、柳亞子等，國統區民主人士沈鈞儒、張瀾、章伯鈞、史良等，文化學術界郭沫若、陶行之、茅盾、馬寅初等都緊密地團結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圍。這不僅有利於抗日戰爭的順利推進，還極大地促進了國統區的民主運動，為日後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準備了有利的社會條件，開辟了與抗日敵後戰場不同的另外一個特殊戰場；4.勇於犧牲的奉獻精神。所謂“紅岩精神”還集中地涵蓋了以江竹筠、齊曉軒、羅世文、陳然等為代表的重慶地下黨人的英雄業績。從華鎣山到歌樂山，從嘉陵江邊到揚子江畔，從紅岩村到周公館，從渣滓洞到白公館，從較場口廣場到重慶大學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戰鬥在敵人的心髒，曆盡艱辛萬苦，不怕流血犧牲。在國統區宣傳黨的主張和馬列主義真理，組織工人罷工和農民運動，發展黨的隊伍和革命力量，宣傳報道解放區軍民的勝利消息，開展武裝鬥爭等。為民族的解放，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在險惡的環境中，他們處世不驚，頑強鬥爭。麵對敵人的屠刀，他們坦然相向，嗤之以鼻。“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他們向世人宣示，“共產黨員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紅岩英烈們留下了許多感人肺腑的詩篇，羅世文烈士在就義前曾口占一絕：“故國山河在，群情盡望春。英雄誇統一，後笑是何人”。體現了革命者蔑視敵人、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江竹筠在臨刑前勉勵自己的兒子“踏著父母的道路，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深情地期望革命事業能夠一代又一代地繼承發揚下去。陳然烈士在監獄中寫下了《自白書》一詩，“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麼自由，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字裏行間洋溢著無比堅貞的革命氣節和寧死不屈的磅礴氣概，高度展現了共產黨人為祖國為民族解放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鄧穎超曾經題詞道：“紅岩精神永放光芒”。江澤民將紅岩精神概括為：“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
是紅岩精神的強大力量，推動了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促進了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譜寫了山城輝煌的曆史篇章。解放以後，紅岩精神成為重慶的象征，成為重慶人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城兒女，使成千上萬的人領悟了人生的真諦，淨化了自己的靈魂，塑造了邱少雲、劉文學、黃榮昌、梁強、侯光炯等一大批英雄模範人物。紅岩精神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充實著新的內容，賦予了新的時代含義，發展到了新的階段。紅岩精神與延安精神一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當世世代代發揚並傳承下去。第五節兩種命運決戰打垮蔣家王朝一、中國共產黨為和平民主而奮鬥（一）抗戰勝利後的國內形勢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以後，國內社會的基本矛盾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逐步由民族矛盾為主轉向以階級矛盾為主。國內的階級關係也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動。在國民黨和蔣介石方麵，國民黨集團的多數人，包括蔣介石本人都曾參加和指揮過抗日戰爭。但是蔣介石參加抗日戰爭主要是為了維護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利益，他們是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投入到抗日戰爭中來的。在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從來沒有忘記“排除異己”，從來沒有放棄“剿共”的主張。他不斷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切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法西斯主義獨裁論調。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就指使何應欽以參謀長的名義重新印發了所謂“剿匪”手冊，力圖發動新的反共戰爭，建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蔣介石之所以這麼做是由以下原因決定的。其一，蔣介石在戰後已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代表，抗戰中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發了大批“國難財”，日本投降後，他們又發了“勝利財”。四大家族還利用通貨膨脹，征糧征稅和在全國發行金元券等辦法，迅速地積累了私人資本，其財產多達200多億美元。他們所推行的盤剝人民、中飽私囊的國家資本主義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而中國共產黨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力圖把中國引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這與執意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蔣介石是不共戴天的。1943年，蔣介石曾指使大漢奸陶希聖為他代筆，寫下了《中國之命運》一文，公開反對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存在，誣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是“新式割據”，猖狂地提出必須清除“異端邪說”，鏟除“新式軍閥”等。蔣介石要求人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對他要盡忠盡孝。抗戰勝利後，蔣大量印刷《中國之命運》一書，其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黨，建立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企圖把中國變為東方的反共前哨基地而大力扶持蔣介石。盡管在抗戰期間，美國政客們曾多次批評蔣介石在抗戰中無所作為，特別是在軍事上“老打敗仗”，美國也曾多次表示欽佩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但是共同的反共利益把他們緊緊地綁在一起。美國向蔣介石提供了包括飛機、坦克和重炮在內的大批現代化武器，幫助蔣介石訓練和裝備了一百個以上陸軍師，並運送了數十萬大軍到內戰前線。有美國大老板的撐腰，蔣介石更加有恃無恐。其三，是唯心主義的估量形勢。蔣介石在1946年指出：“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麵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與經驗，尤其是空軍，戰車與後方交通運輸工具、補給等，我們也比共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城市和工礦的資源，也控製在我們的手中，無論就那方麵而言，共產黨絕對不能打敗我們”，所以他曾向美國吹噓“用五到六個月的時間即可以消滅共產黨”。正是這種唯心主義地估量形勢使他忘記了自己所發動戰爭的性質和人心的向背，一意孤行，鋌而走險。對於蔣介石的醜惡行經，中國共產黨可謂洞若觀火。毛澤東曾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可能發動內戰，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在共產黨和人民革命力量方麵，八年抗戰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同時也得到了巨大的鍛煉。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正式確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選舉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成長為久經考驗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七大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應當全力去爭取光明的“中國之命運”。
針對蔣介石企圖在戰後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陰謀，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闡明黨在今後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強調，必須反對蔣介石把中國引向歧途的“黑暗之命運”，而給中國人民帶來“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光明前途”。七大以後，黨堅持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正規軍發展到一百二十萬人，民兵發展到二百二十萬人，創建了以延安為中心，北起內蒙，南到海南島，東起海濱、西至甘肅隴東等19塊革命根據地。上述情況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從政治、思想、組織、軍事和物質條件方麵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形勢和政治關係又是異常複雜的。長達八年的戰亂使國貧民窮，人民渴望休生養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內的中國中間勢力企圖走第三條道路。他們既反對國民黨窮兵黷武的內戰政策，又要求共產黨交出軍隊，偃旗息鼓。他們既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又對美蔣抱有一定的幻想。例如中國民主同盟在戰後發出呼籲：“抗戰勝利了，國內一切更複雜更麻煩的問題都來了。……我們堅決要求民主與和平建國。要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同時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主張予以充分的考慮”；又說：“我們承認國民黨對抗日盡了力，也承認共產黨盡了力，……然而痛定思痛，更想到為抗戰而死的一千萬至三千萬人民，隻有他們的功勞才是最主要的，期望你們千萬不要忽視人民的意願”中國第三黨領袖章伯鈞說：“現在的國內局勢，正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凡我全國黨派，無論在朝在野，均應以和平建國為共同目標，不算舊賬，不結新怨”，“軍隊不應含有黨的成分，一切軍隊隻能屬於國家”等。胡適致電毛澤東，希望他“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