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進攻台灣，1894年挑起甲午戰爭並侵占了台灣。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又侵犯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擬定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製定了所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國策。依據這一基本國策，日本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全境。東北軍民迅即奮起抵抗，點燃了抗日戰爭的峰火，在東方揭開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5年5月，即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民族危機空前加深。日本外交部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控製整個華北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國民黨政府取消在北平、天津和河北的黨部，撤退駐紮在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取消一切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6月，國民黨親日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完全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把河北的主權全部拱手讓給了日本。10月，日本指使河北省香河、三河等縣的地痞流氓和漢奸暴動，占領了香河香城。11月，日本又唆使漢奸殷汝耕在河北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22個縣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緊接著，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分別到天津、太原、保定、濟南等地活動，策動地方當局脫離南京政府，掀起了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與此同時，日本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口號下，加緊了對華北的經濟掠奪。
華北的鐵路、礦山、紡織、麵粉等重要企業以及棉花等原料市場，大部分被日本壟斷資本控製。日本還在海陸軍的掩護下，對華北各地實行商品傾銷。此時華北的政治、經濟命脈均操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華北已在事實上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華北事變的發生，引起了全國各民族的極大憤怒。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空前尖銳。1935年8月1日，根據共產國際製定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通告全國，主張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中國共產黨願意成為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願意首先加入抗日聯軍。然而，在民族危亡日益嚴重之際，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依然堅持其獨裁、賣國、內戰的反動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步步退讓。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出台了《敦睦邦交令》，無恥地稱日本為“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7月，上海《新生周刊》發表《閑語皇帝》的文章，抨擊了日本天皇的醜惡嘴臉。日方認為這是對日本天皇的“大不敬”，向中方提出所謂嚴重抗議，國民黨政府唯唯諾諾，立即訓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方道歉，並撤換了上海市公安局長。在日本的脅迫下，國民黨政府下令取締抗日救國團體。逮捕了數以千計的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1935年12月，國民黨政府同意在北平設立“晉察政務委員會”，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並由日方推薦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多名大漢奸為委員，實際上變相承認了華北五省自治。麵對深重的民族災難，蔣介石卻在國民黨五大上表示對日政策要以和為主，強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提出要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並調集重兵進攻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醜惡行徑，使民族危機達到了極點。這時的華北，漢奸和日本浪人恣意橫行，日本侵略軍的演習和挑釁不斷，國民黨官員爭相攜眷南下，故宮文物和各大學也準備南遷。
北平學生競相呼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針對國內形勢的新變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抓住形勢發展的契機，即在中日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時候，及時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製定了新的政治戰略。在當時集中精力部署了兩件大事，一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抗日救亡運動，二是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動下，北平一萬多名大學生走上街頭，舉行抗日示威遊行。愛國學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革命口號，與手持大刀、皮鞭的反動軍警進行了激烈的搏鬥，並在北平全市掀起了總罷課。“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很快波及全國，上海、南京、天津、長沙、重慶等地的愛國學生紛紛走上街頭，在反對“華北自治”的口號下，接連不斷地舉行遊行示威，為支援愛國學生，中國工人階級再次緊急行動起來。上海郵務工人和廣州，杭州的鐵路工人舉行群眾大會，表示堅決聲援學生運動，要求停止內戰，武裝群眾，懲辦漢奸，對日宣戰。12月20日，中共中央號召全國青年“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喚起他們救國的覺悟……，實行全國抗日大聯合”。在黨的號召下，北平學聯組織了“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到河北廣大工廠，農村進行抗日宣傳，踏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一二九”運動得到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廣泛支持，抗日救亡鬥爭發展成為洶湧澎湃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一二九”運動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它揭露了和抨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並華北，對中國實行“亡國滅種”的殖民政策，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賣國嘴臉，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喚起了各階層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促成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廣大愛國學生在運動中所表現的高昂的鬥爭勇氣和非凡的愛國主義精神，繼承和發揚了“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為即將到來的全麵抗戰鑄造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又同時極大地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堅決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親英美分子也有了抗日要求。毛澤東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麵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任務。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黨根據不同階段的形勢特點，提出了不同的策略口號，反映了我們黨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在鬥爭中日益發展和成熟起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反蔣抗日階段（1935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1936年5月5日紅軍東征回師）。為什麼要在這一時期提出反蔣抗日的策略路線呢？主要有兩點思考：一是黨和無產階級有了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可能性。華北事變以後，中國社會各階層和各政治派別都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大間題，都可能在抗日這個大前提下走在一起。二是為什麼又必須反蔣呢？這是因為從1930年至1935年期間，蔣介石動用了180萬國民黨軍隊，對紅軍各個根據地進行殘酷的軍事圍剿。而在華北危機時，他仍然調集重兵圍攻陝北紅軍，因此這時黨和紅軍的策略口號隻能是“反蔣抗日”。依據“反蔣抗日”的策略路線，中國共產黨集中精力抓了兩件大事，一是派紅軍由陝北，經山西，欲圖到達河北，綏遠一線與日寇作戰。紅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的率領下於1936年2月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這時山西軍閥閻錫山急調七個師阻撓紅軍前進，紅軍英勇奮戰，消滅閻錫山部一萬七千餘人，繳獲了大批彈藥糧草，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沿途向廣大群眾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二是對圍攻陝北的國民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周恩來於1936年1月25日發表《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東北軍的敵人不是紅軍而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4月9日，周恩來在延安與張學良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助幫助的協議。同時黨中央委派王世英、汪鋒在十七路軍中開展工作，楊虎城也欣然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這樣黨的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首先在西北地區實現了。在紅軍東征期間，張、楊兩人曾多次與我秘密會談，並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由於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實力派，且同頑固親日派汪精衛、何應欽之流有一定的區別，期望能把蔣介石擴大到抗日聯合陣線中來。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認真地研究了張、楊等人的提議，決定停止紅軍東征，回師陝北。
5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通電中一麵繼續譴責蔣介石、閻錫山之流阻撓紅軍東征的罪行，一麵凜然聲明紅軍為避免內戰，大義撤回黃河以西，同時要求蔣介石政府以民族大義為重，派出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磋商抗日救國大計。回師通電表明，我黨的政策將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發生重大變化。其政治戰略和鬥爭策略將從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第二、逼蔣抗日階段（1936年5月5日紅軍東征回師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九一八事變以來，特別是華北事變以後，國民黨內部已分化為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日本帝國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上的矛盾必然在蔣汪之間反映出來。1935年12月蔣介石曾指使軍統特務行刺汪精衛未果，在親日派那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1936年1月，日本外相發表聲明，要求蔣介石政府取締一切排日運動，承認偽滿洲國，並聲稱南京政府已經同意。但國民黨外交部則公開聲明，予以否認；3月，蔣介石政府與日本政府以協調中日關係為題舉行會談，由於日本提出了一攬子的無理要求，遭到國民黨代表的拒絕，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1936年7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開始表示，“必須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決不承認偽滿州國”等。種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在抗日這個重大問題上已經發生了某些變化。為了實現逼蔣抗日的目的，中共中央於1936年8月25日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書》，強烈要求國民黨把敵對目標指向日本侵略者，重新恢複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時寫信給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請他們向國民黨當局建議，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重新合作的問題。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黨內發出了逼蔣抗日的指示，指出“中國人民當前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日本的進攻下，國民黨中央軍的大部或全部都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盡量聯合他們，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