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的餘部一萬餘人轉移至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朱毛會師使井岡山工農革命力量空前壯大。與毛澤東、朱德開辟井岡山根據地的同時，即在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正確地分析到，由於蔣介石已與帝國主義合流，墮落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代理人，因此中國革命的性質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會指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黨的策略路線應是爭取和發動群眾，建立紅軍根據地和實行土地革命。在中共“六大”精神的指引和井岡山道路的示範效應影響下，1928年春夏之交，共產黨人吳光浩等開辟了鄂豫邊根據地；1929年，賀龍、周逸群等在洪湖，湘鄂西一帶堅持武裝鬥爭，建立了洪湖鄂西根據地；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張雲逸等在廣西發動百色起義，建立了左右江根據地；1930年方誌敏在贛東北弋陽、橫峰一帶領導武裝鬥爭，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這期間，中國共產黨建立大小根據地十五塊，組建了13個軍，約十萬餘人的主力紅軍，根據地散布於全國十多個省區，形成了一個群雄並起、互相激蕩、百川彙流的大好局麵。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各個根據地中，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最為璀璨，具有許多獨到的特點：其一，在根據地的選址上，體現了有利於工農武裝割據的特點。井岡山位於湘贛兩省交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以茨坪為中心方圓五百餘裏，縱橫八十餘裏，都是崇山峻嶺，隻有五條小道可以進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井岡山附近的遂川、寧岡等地物產豐富，便於籌糧籌款。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曾領導過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上述地緣和政治優勢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其二，毛澤東注重在軍隊中加強黨的建設，他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提出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廢除雇傭製度，強調官兵平等。這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其三，毛澤東注重對紅軍進行革命理想和政治紀律教育，規定了紅軍的三大任務，即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宣傳和組織群眾等，同時製定了三大紀律，提出了六項注意。嚴格的製度和紀律，是保障紅軍戰鬥力，並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的重要原因；其四，毛澤東、朱德在領導井岡山的軍事鬥爭中實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屢次打敗前來進攻的敵人。1928年6月，江西國民黨軍閥楊池生、楊如軒率領五個團，由永新分南北兩路進攻井岡山。紅軍在寧岡東北打退南路敵人的進攻，隨後在龍源口殲敵一個整團。8月，在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中，紅軍堅守哨口。以少勝多，激戰一晝夜，擊潰湘贛敵軍四個團。對於紅軍的英勇壯舉，毛澤東題詩讚曰：“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充分體現了作者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蔑視敵人、戰勝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其五，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軍民擴大革命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加強政權建設。井岡山根據地堅如磐石地屹立在祖國的大地上，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和共產黨人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就是：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敢創新路，依靠群眾，勇於勝利。井岡山的鬥爭點燃了廣大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心中的希望之火，人們日益認識到井岡山的道路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輝道路。井岡山的道路無疑是正確的。但井岡山的鬥爭又是異常艱苦的。在白色恐怖的條件下，這條道路能否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黨內一些人產生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為了回答這一疑問，堅定革命信念，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真理，毛澤東在戎馬倥傯、黨務軍務繁忙之餘，花了極大的精力總結井岡山鬥爭的經驗。
從1928年至1930年1月，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輝著作。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書中，他高瞻遠矚地分析道，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是由下述因素決定的：一是從當時的國情來看，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和軍閥連年混戰，給紅色政權的發生和堅持以可乘之機。二是從曆史上看，湖南、湖北、廣東和江西是大革命發生的中心地區，為紅色政權的建立奠定了群眾基礎。三是從現實來看，有共產黨的領導，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相當力量的紅軍存在，這為紅色政權的生存和發展準備了最重要的條件。毛澤東指出：“中國紅色政權的基本內容，就是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據地相結合，”這三者之間的結合可以形象地稱之為“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還十分精辟地論斷“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與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並且無疑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澤東這一論斷，將工農紅軍革命與舊式農民戰爭劃清了界線，也反映了新式農民革命正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展開。在這三篇著作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論證了革命根據地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根本方向和正確道路。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的探索，經過血與火的鬥爭，已經開拓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革命道路。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
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率先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國國情和社會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實踐和理論問題，不斷推動中國革命由小到大，由挫折走向成功，由失敗走向勝利。二、萬裏長征、遵義會議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如前所述，黨的“八七”會議和中共六大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黨和人民果斷地拿起武器向國民黨新軍閥宣戰，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已成為全黨的共識。但是武裝鬥爭應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是以“城市中心暴動”為主，還是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機械地照搬照抄蘇聯的經驗，還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選擇正確的克敵製勝的武裝鬥爭方式，在黨內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和鬥爭。1930年至1931年間，一方麵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已經形成，並在實際鬥爭中經受了考驗。而在另一方麵由於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居於全黨的領導地位，他的正確思想還沒有為全黨所接受。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教條主義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因而在中國革命戰略和指導方針上發生了三次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第一次是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1927年11月—1928年4月）。當時風雲突變，蔣介石、汪精衛之流背叛革命，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推行殘酷的屠殺高壓政策，革命的大好形式迅速逆轉。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本應正確地組織退卻，積蓄與保存革命力量。然而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卻出於對反革命的憤怒，產生了極大的報複和盲動情緒。
他否認革命處於低潮，強令各地黨組織舉行毫無希望的起義。在南方，要求兩湖地區“要造成工農大暴動”，進而在中心城市奪取政權。在北方他指示河北、山東地區要舉行順直大罷工，以顯示共產黨和革命力量的存在。但是無論北方的工人罷工，還是南方的武裝暴動都被國民黨反動派鎮壓下去了。武漢、長沙，天津等地的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第二次左傾錯誤（1930年6月至1930年9月），即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這一時期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開辟了中央根據地。其它紅軍根據地也有了很大的發展。1929年至1930年，由於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矛盾重重，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軍隊互相廝殺，爆發了臭名昭著的“中原大戰”。各路紅軍趁著軍閥混戰之機打了一些勝仗。在這種情況下，黨的一些領導者人頭腦發熱和膨脹了起來，認為當前是直接革命的大好形勢。1930年李立三從莫斯科回國，他否認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對農村革命根據地持蔑視的態度，批評“根據地的發展是農民的勢力超過了工人的勢力，是放棄城市而不要工人階級的領導”。他連篇累牘地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宣稱：“城市是頭，鄉村是四肢”，“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農村包圍城市的名詞概念”。李立三製定了集中全國的紅軍向中心城市進攻的計劃。
主要進攻目標是武漢、長沙和南昌等大城市。他聳人聽聞地提出了：“進攻！進攻！勇猛地向中心城市進攻”的口號，企圖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目標。但是，凡是推行李立三錯誤主張的地方都失敗了。例如，紅二軍團進攻長沙遭到了失敗，喪失了洪湖根據地。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等地也遭遇重大挫折，丟掉了右江根據地。毛澤東針對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他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在中央根據地堅決抵製了立三路線。他與朱德一起，先後親自指揮了粉碎蔣介石的三次大圍剿鬥爭，給予國民黨反動軍以殲滅性的打擊，使中央根據地發展到二十一個縣，麵積達到五萬多平方公裏。1933年2月，蔣介石調集了五十萬重兵，在顧祝同的指揮下，向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進攻。此時毛澤東雖已被左傾教條主義免除了在紅軍的領導職務，但他為第四次反圍剿選定了戰場，製定了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戰和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圍殲戰的作戰方針。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僅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就殲敵三個師，俘敵三萬餘人。中央蘇區的地域擴大到了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四省。中央紅軍發展到十餘萬人，全國的紅軍發展到三十餘萬人，各個根據地的建設從此進入了全盛時期。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再次證明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戰略思想的正確性，它也從實踐上宣告了立三路線的破產。第三次左傾錯誤從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夕，延續時間長達四年，以王明為其代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曆程表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是有其頑固劣根性的，它不可能通過一兩次鬥爭就徹底消除。
由於教條主義的表麵特征是貌似革命，也極能迷惑一些患左傾幼稚病的人，在黨內也頗有政治影響。當立三錯誤尚未完全肅清，比立三錯誤更“左”的王明路線又冒出頭來。王明原名叫陳紹禹，1904年出生於安徽金寨縣一個破落小商人家庭。1925年入黨，同年10月他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拉山頭，搞宗派，逐漸形成了以他為首的宗派小集團。他們長期住在莫斯科小洋樓裏，做學問，背教條，自以為熟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瞧不起戰鬥在中國革命第一線的共產黨人。王明等人之能夠發跡，是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30年代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有著密切的關係。長期以來，他們對中國獨立自主地選擇革命道路心存岐見，批評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是“小農意識”，而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批評毛澤東等人是“民族主義者”，而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此力圖培養對他們百依百順的新一代共產黨人，以取代中共老一代的“經驗主義者”，王明集團正是他們心目中取而代之的產物。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按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旨，專門安排王明到紅色教授學院深造，準備將他培養成為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最高領導人。1929年下半年，王明等人陸續回國。1931年1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要挾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解除了瞿秋白、李立三的職務，把王明硬塞進中央政治局，安排為中共中央事實上的主要領導人。不久國際又調王明回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王明在臨行前又指定博古擔任臨時中央書記，而他本人則在莫斯科遙控博古和黨中央領導機關，執行一條沒有王明的王明路線，把民主革命時期的左傾錯誤推向前所未有的頂點。王明左傾錯誤的主要危害是：1.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忽視中國國情，誇大資本主義的比重，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還占優勢，宣稱中國已畸形地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因此應著力進行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革命。為此則必須整個地打倒中間力量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黨曾經製定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左翼實行聯合的統一戰線政策。2.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王明輕視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戰爭的重要性，誣蔑中國目前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民主政權。3.在革命策略問題上，實行孤家寡人政策，隻講鬥爭，否認聯合。1931年9·18事變以後，日本侵占了東北三省，針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國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此時國民黨營壘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例如：東北軍馬占山部堅決抵製蔣介石“不予抵抗，力避衝突”的命令，在黑龍江嫩江橋一帶奮勇抗擊日本關東軍；1932年1月，由蔡廷鍇，蔣光鼐率領國民黨第19路軍，違背國民黨政府的命令開赴上海，頑強抵抗日軍對上海的侵略，打死打傷日軍一萬多人；與此同時，由蔣介石派往江西剿共的國民黨第26軍一萬七千餘人宣布起義，參加到紅軍隊伍中來；上海、北京、南京掀起了規模巨大的反日大罷工和反日大罷課，愛國學生搗毀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外交部和市黨部，迫使外交部長王正廷辭職；國內民族資產階級、愛國工商業者宣布對日本實行經濟絕交，掀起了全國性的抵製日貨運動；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上層，汪精衛、孫科、李宗仁等人利用全國抗日反蔣的民氣，逼迫蔣介石下野。在國內政治軍事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如果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能夠審時度勢，製定正確的政策策略，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開展各項工作，必將推動中國革命高潮再度重來。可是王明、博古等人卻把上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部變化和國內各階層的抗日反蔣鬥爭統統斥之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活動”，“是中間勢力在政治上的表現”，“而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因而放棄甚至打擊可能爭取的同盟者。毛澤東十分憤慨地批評王明等人四麵樹敵，人為地孤立自己，“在朝的你都打不倒，在野的你又亂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