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黨中央還采取了又拉又打的策略。1936年11月，國民黨中央軍再次大規模進攻陝甘寧邊區，毛澤東親自部署和指揮了萌城堡和山城堡戰役，兩仗全殲了國民黨三個軍，向國民黨宣示了紅軍的強大力量，表明我黨這次發起統一戰線是以堅強的武裝力量為其後盾的。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東北軍在臨潼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西北軍在西安城內解除了蔣係武裝，逮捕了包括陳誠在內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通告全國，提出了八項抗日救國的主張，並電告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討論如何處理捉蔣後的善後事宜。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政府和國民黨親日派企圖利用事變擴大中國的內戰。英美等國和國民黨親英美派則為了防止親日派上台，力主保全蔣介石，使事變和平解決。而共產國際和蘇聯則毫不猶豫地譴責張學良、楊虎城。說“張學良部隊叛變無疑是中國親日份子的一個陰謀”，“張學良在外國主子的授意下，有意製造了混亂局麵”，要求中共中央利用自己對張楊二人的影響，促使他們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同意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定性，認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一部分地方實力派不滿蔣介石長期推行對內反共，對外妥協政策而發動的政治事件，是愛國之舉，我們應予以支持並協助其妥善處理事變。我們也不同意無條件釋放蔣介石，應當趁此機會逼迫蔣介石接受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實現中央製定的逼蔣抗日的方針和目標。黨和毛澤東在冷靜分析形勢和科學決策的基礎上，於12月14日委派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參加談判。16日中共中央致電南京政府，聲明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19日中央又通電全國，堅決支持張、楊二人在事變中的正義行動，反對南京政府何應欽之流進攻西安的陰謀。與此同時，毛澤東，朱德命令紅軍主力向西安方向集結，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粉碎國民黨親日派的軍事進攻。
12月23日，張學良、楊虎城與到達西安的宋美齡，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等人應邀參加。周恩來在會上闡明了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對蔣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和耐心誠懇的說服，終於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決議，其中包括下令停戰，中央軍離開西北，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保障民權自由，聯合紅軍抗日，承認共產黨合法與公開等。24日，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迫使他許下了“停止內戰，聯紅抗日”的諾言。25日，蔣介石獲釋並由張學良親自陪送返回南京。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宣告了十年內戰基本結束，為動員全民抗戰奠定了政治基礎。成為中國時局轉換的重要樞紐，同時也表明黨的逼蔣抗日策略獲得了成功。第三、聯蔣抗日階段（1936年12月西安事變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巨大勝利，此時聯蔣抗日的問題又提了出來，周恩來以中共全權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多次談判，為建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37年2月，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發出電報，提出了“五項條件”，“四項保證”其中包括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將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將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接受南京政府的指導等，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抗日的誠意。這是調整國內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的重大政策，贏得了包括國民黨部分領導人在內的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不久，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在事實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五項條件，四項保證。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釋放政治犯，提倡言論自由和改善民生等。周恩來、朱德、博古、葉劍英等到中共領導人曾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同國民黨方麵進行了六次會談。在這些談判中，中國共產黨顧全民族大義，既作了若幹重大讓步，又堅持了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既避免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又防止了右傾投降主義，很好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若幹重大政策問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我黨估計國民黨內部又可能發生大的變化，於1937年7月15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為爭取民主獨立和解放，必須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複失地和恢複領土主權與完整”，必須實現“民權政治”與“安定民生”。
8月13日，日軍大舉進犯上海，直接損害了英美的在華利益和四大家族在江浙的利益。直到此時，蔣介石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8月22日，周恩來與蔣介石在廬山會談，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性。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公布了中國共產黨七一五宣言。9月23日，蔣介石正式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主張國共兩黨合作，團結抗日，共赴國難。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開始了曆史上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反映了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日益清晰的政治戰略、軍事戰略和相應的正確的策略思想和方針政策。從1927年至1937年間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集體奮鬥下，中國革命獲得了三大致勝武器。一是有共產黨的領導，它有正確的思想路線的組織路線；二是依靠武裝鬥爭，建立了根據地，使革命有了可靠的依托；三是建立和發展統一戰線，使革命具有了最廣大的群眾基礎。毛澤東曾經指出：統一戰線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曆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二、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旗手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
日本帝國主義在事變發生後，瘋狂地推行滅亡全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政策。分別向華北、華東、華南、華中等地大舉進攻。並企圖沿長江東下，經武漢進攻中西部地區，實現“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的狂妄野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中國人民展開了氣勢恢弘的全麵抗戰。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由國民黨方麵負責正麵戰場，由共產黨負責敵後戰場。無論是正麵戰場還是敵後戰場，均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戰績。在抗日戰爭的防禦階段（1937—1940年），國民黨曾組織大的會戰22次，雖迭次受挫，但卻給日軍以大量的殺傷。單是從1937年8月開始的鬆滬戰役即消滅日軍五萬餘人，持續時間達三個月以上，隨後八路軍發動的平型關戰役和李宗仁將軍指揮的台兒莊大戰，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1938年8月初，日軍先後攻占安慶、九江、宿鬆、黃梅等地，完成了攻克武漢的部署。日軍12個師團，數十萬人馬兵分五路撲向武漢，國民黨方麵調集了100萬以上的大軍，以武漢為中心，沿長江兩岸，大別山，鄱陽湖一線布防，與各路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中日雙方在長達數千公裏的戰線上，進行了長達四個半月的武漢會戰。最後日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但卻付出了傷亡20餘萬人的慘重代價，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也從此宣告破產。從1937年至1939年，中國軍民在白山黑水，鬆遼大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瓊崖海島等長達數千公裏的戰線與日軍對峙，鉗製了日本全國陸軍兵力的70%以上，殲滅日軍達40餘萬人。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中國首先拉開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帷幕”。從1937年至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堅持實行敵後遊擊戰戰略，以靈活多變的戰術持續不斷地打擊敵人，致使日軍沒有一個安穩的後方。
1940年8月，八路軍發起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40萬大軍在敵後方五千裏戰線上發起猛烈進攻，毀壞了華北主要交通線，殲敵4萬餘人。中國共產黨在敵後開辟了17塊抗日根據地，根據地人口達到6000餘萬人，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50餘萬人，民兵和遊擊隊則發展到100萬餘人。在戰鬥中總計消滅日軍48萬餘人。麵對著越戰越強的中國抗日武裝力量，日本侵華軍第11集團軍司令岡村寧次驚呼：“長期持久的戰爭對帝國有百弊而無一利”。不少日軍將領也哀歎戰爭前景渺茫。在此期間，日本幾乎傾盡國家的財力、物力用於支撐侵華戰爭。1941年、日本大藏相賀屋興宣在向國會報告財政情況時指出：“自支那事變以來的四年間，我們國家支出達500億日元，這筆支出超過了自明治維新至1936年近70年預算支出的總和”。盡管如此，仍然不能解決“中國事變”。上述事實從反麵論證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巨大威力。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1941—1942年），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在占領武漢以後，便停止了對國民黨正麵戰場的攻擊。逐漸將其主要軍事力量轉移到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解放區戰場日益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麵臨著三重巨大壓力。其一，麵臨著日本法西斯巨大的軍事壓力。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了對蘇戰爭。12月7日，日寇又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日本為了擴大太平洋戰爭，企圖把中國作為其鞏固的後方基地，就必須消滅中國真正的抗日力量。於是集中了侵華兵力的60%和幾乎全部偽軍，瘋狂地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和掠奪，日寇殘酷地推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和鬥爭意誌。據統計，在1941年至1942年間，單日本對華北區的掃蕩，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者即達174次，投入總兵力計83萬餘人。
1942年，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親自指揮5萬日軍，逮捕，屠殺解放區幹部、群眾達5萬餘人，釀成了“無村不帶孝，處處聞哭聲”的慘景。其二，麵臨著國民黨頑固派在統一戰線中不斷製造摩擦，挑起內戰的困境。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麵抗戰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人民抗日武裝力量不斷壯大，加之日本逐漸減輕了對正麵戰場的壓力，致使蔣介石的防共、限共和反共思想又進一步抬頭。他們攻擊共產黨“宣傳赤化，圖謀不軌，遊而不擊”。一些國民黨軍隊甚至在“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打，共不可不打”的反共口號下，連續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後方機關。1939年12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進攻陝甘寧邊區，命令閻錫山部進攻薄一波領導的山西抗日決死隊。1941年1月，又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造成七千多新四軍將士遇難，葉挺將軍被捕的慘案。周恩來曾憤怒地寫道：“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階段，既要同日軍作戰，又要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實際上麵臨著兩線作戰，處於軍事上最困難的時期。其三，麵臨著酷虐的自然災害。當時華北各地連續發生水災、旱災和蟲災，解放區的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物質生活極端困難。正如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茶，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麵對著嚴峻的困難，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氣魄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有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艱苦奮鬥的決心。要克服困難，我們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充分發動群眾，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我們才能戰勝敵人，渡過難關。中國共產黨製定了著名的包括對敵鬥爭、開展整風、大生產運動在內的“十大政策”，領導廣大軍民廣泛開展人民戰爭和生產自救運動，促進了各個方麵的團結，為使解放區逐步戰勝困難，創造了條件，積蓄了力量。194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了《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要求各個根據要因地製宜，采取各種不同的形式，運用機動靈活的戰術打擊敵人。在敵人的掃蕩區，把部隊化整為零。有山的上山，沒有山的挖地道，開展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常常在把敵人弄得暈頭轉向以後，吃掉敵人；在敵我相互爭奪的遊擊區，我軍推行反蠶食政策。日軍常常在白天修炮樓，布鐵絲網，修封鎖溝。到了夜晚，我們就發動群眾，利用夜間拔除鐵絲網，推倒封鎖牆，填平封鎖溝。類似這樣的爭奪，常常一月之中要反複十多次，甚至幾十次，搞得日偽軍疲於奔命；同時組織若幹精幹的武工隊，化裝成老百姓插入敵占區，將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同敵人進行明的、暗的、武的和文的等各種形式的鬥爭。由於抗日軍民貫徹了正確的作戰方針，實行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1941年至1942年的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新四軍和遊擊隊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對敵作戰4萬2000餘次，殲滅日偽軍33萬餘人。同時依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針，打退了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