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為祖國英勇奮鬥，舍死忘生，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他們不愧是中國革命脊梁。中國共產黨剛一誕生，即選擇了正確的革命道路，但這一道路的延伸和發展卻是極不平坦的。正當國共合作順利推進北伐戰爭，將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推向高潮，並極有可能在全國奪取勝利的時候，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卻在關鍵時刻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蔣介石早年曾加入同盟會，1922年6月到廣州投奔孫中山，因偽裝進步騙取了孫中山的信任。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任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1924年任黃埔軍校校長。孫中山在世時，他表麵上擁戴孫中山，發表了不少聯俄聯共，擁護三大政策的言論，孫中山逝世以後，蔣介石隨即暴露了廬山真麵目，不斷製造事端，限製共產黨的活動，阻止進步勢力的發展。1926年3月18日，他指使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一個命令給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要他將軍艦開至黃埔候用。當李之龍率領軍艦開至黃埔時，蔣介石卻命令人散布說，“共產黨陰謀暴動，企圖把蔣介石逮捕至莫斯科”，汙蔑中山艦“擅入黃埔是擾亂政府之舉”。於是下令逮捕了李之龍，並拘捕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第一軍的共產黨員，並強迫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退出了第一軍。這是蔣介石向無產階級奪權的一個嚴重事件。蔣介石還認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所占的位置太多，權勢過重，必須予以削弱。於是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向共產黨發起了新的進攻。他提出了所謂“整理黨務案”。
其內容包括：1.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任執行委員不得超過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2.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3.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必須全部交給國民黨中央保存；4.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交國共兩黨的聯席會議通過等，這是蔣介石限製、打擊和削弱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領導地位的又一個嚴重步驟。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階段，大革命後期右傾機會主義思潮逐步占了上風。陳獨秀錯誤地認為“既然是搞國共合作，就要維護資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中心地位”。說蔣介石之所以發起這個提案，是因為共產黨包辦了國民黨，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忌恨。麵對蔣介石這個猖狂的反共提案，當時黨的負責人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等人輕率地表明這是國民黨的內部問題，共產黨無權過問。由於陳獨秀等人的妥協退讓，所謂“整理黨務案”順利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蔣介石從此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事部長，隨後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要職。此時蔣介石已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為他絞殺革命，破壞統一戰線準備了全部政治條件。蔣介石為了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如同當年的袁世凱一樣，竭力尋找帝國主義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靠山。1926年底，當中路北伐軍攻占南昌時，蔣介石公開向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他尊重與西方各國的友誼，並乞求帝國主義給予經濟援助。1927年1月，他又會見日本駐九江領事，表示他不會廢除與帝國主義國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將繼續承認外國在華的各種特權。1927年3月，英美帝國主義為阻止北伐軍占領南京，借口保護僑民和領事館，命令停泊在下關江麵的所有軍艦猛轟南京市區，造成中國軍民死傷四千多人。
南京慘案激起了中國軍民的無比憤怒，紛紛要求北伐軍嚴懲肇事者，並對帝國主義采取斷然措施。但是蔣介石卻在私下與列強的代表密談，聲稱“對他們的行動予以理解”。而在另一方麵，他對共產黨和革命軍民卻是殺氣騰騰的。3月21日上海工人階級為配合北伐戰爭，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的浴血奮戰，解放了大上海。對於北伐戰爭中的這一重大事件，蔣介石不是予以應有的支持，反而唆使部下說，“絕不能讓共產黨控製上海，必須解除上海工人武裝”。3月26日，他急忙從安徽乘軍艦趕往上海，一麵將支持工人武裝的北伐軍調離上海，一麵指使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派出由他們控製的青紅幫和地痞流氓，不斷地向工人糾察隊發起武裝挑釁。4月11日，蔣介石發出“在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指令。4月12日，上海青紅幫流氓隊伍在各區同時襲擊工人糾察隊，接著大批國民黨反動軍隊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鎮壓工人糾察隊的抵抗。僅僅三天時間，就屠殺逮捕800餘人，導致5000多人流亡失蹤。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先後遇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全國一派陰霾，屠刀高懸，群魔亂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害的革命者和革命群眾即達兩千多人。北方奉係軍閥張作霖也大批逮捕共產黨人，4月28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與此同時，號稱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也日益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麵目。
5月26日，他在武漢表示要限製工會活動，製裁農民運動。7月15日，當全國掀起清共逆流，形成所謂氣候時。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擴大會議，宣布正式和共產黨決裂，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在武漢和長沙等地發動兵變，使大批工農革命群眾和共產黨員死於猝不及防之中，至此持續三年多的中國大革命宣告失敗了。大革命之所以走向失敗，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階段，其政治戰略和鬥爭藝術還遠未達到成熟高度，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第二、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北伐革命關鍵時刻投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懷抱，結成了反共的“神聖同盟”，在客觀上反革命力量超過了革命的力量。第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影響斷送了大革命的前途，他機械地認為，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比非常幼稚，既然與資產階級合作，就必須以資產階級為中心。從而自動地放棄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無論是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還是策劃整理黨務案，陳獨秀都表現為退讓妥協。即使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前夕，他還要求全黨與蔣介石“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不要輕信蔣介石會反共的謠言”。正如中共五次代表大會指出：“自五卅運動起，我們黨隻注意了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還表現為在統一戰線中沒有注重武裝鬥爭，沒有建立一支在黨領導下的強大的工農革命軍隊。毛澤東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前曾經告誡陳獨秀，“如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可惜毛澤東這一真知灼見未被陳獨秀等人采納，以致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時防不勝防，從而釀成了中國革命史上的千古奇恨，導致了波瀾壯闊的大革命中道夭折。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率領廣大工農群眾躍然於曆史舞台上，它以辛亥革命全然不同的規模和形式，在祖國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飆，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使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傳播，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工農運動的實踐中，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分析了北洋軍閥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局麵，也日益把握了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代表的特點，逐步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如在1925年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解決四個關鍵問題，一是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二是必須堅持工農聯盟；三是必須認清革命的對象，即中國革命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四是民主革命的發展方向必然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精辟地提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對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和階級階層狀況的準確把握，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較之其它階級和政黨的高明之處，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已開始了對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難能可貴的地方還在於身體力行，舍生忘死，奮鬥不息。他們倡導新思想，傳播新文化；他們在工農運動中發揮骨幹作用；他們在北伐前線運籌帷幄，衝鋒陷陣；他們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麵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葉挺，李富春、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是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寫下了許多革命的詩篇，其中“沁園春”“長沙”一詞，氣勢恢弘，豪情奔放，詩中寫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表達了作者胸懷大誌，壯心報國，決心力排萬難，改造不合理的社會，為中國革命勝利開辟一條通達之路，字裏行間更洋溢著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第三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一、全黨奮起，努力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蔣介石在背叛大革命以後，命令國民黨軍隊繼續北進，脅迫奉係軍閥張學良改旗易幟，將其所轄軍隊全部納入“青天白日”一統範圍之內，接著蔣介石聲稱完成了“北伐革命”的曆史使命。
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了一個“三權分治”大會，進一步確立了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政治體製，大會提出“全體國民必須服從國民黨，才享有國民的權利”。1929年10月8號，國民黨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這個政府對外聯合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反蘇政策，對內殘酷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運動，它在本質上同被打倒的北洋軍閥政府一樣，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專製政權。這個政權對於尚處在幼年階段的中國共產黨和剛剛破土而出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極度仇視，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殘酷的鬥爭現實告訴共產黨人，中國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要領導人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首先必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停止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號召全黨武裝起來，堅決反對國民黨日趨反動，背叛革命的屠殺政策。8月1日，在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人的領導下，三萬多受共產黨影響的北伐軍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全部殲滅了駐守南昌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南昌起義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拿起槍杆子，“以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英勇地打響了反擊國民黨右派的第一槍。南昌起義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解脫出來，開始肩負起獨立自主領導民主革命的曆史責任。並由此創建了人民軍隊，走上了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一個星期後，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三點重要意見。第一、闡述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光輝思想，強調全黨必須高度重視軍事鬥爭；第二、必須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他形象地把國民黨比做一間房子，可是陳獨秀從來沒有做這間房子主人的願望，這是大革命失敗的內在原因；第三、批判了陳獨秀從來不注重農民運動的錯誤，指出民主革命必須實現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否則就不能集合起強大的革命力量，希望全黨用自己的軍隊去開展土地革命。八七會議的召開標誌中國共產黨進入到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的新的革命時期。
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黨中央委派毛澤東到湖南、江西交界地區領導工農革命運動，於1927年9月發動了著名的秋收起義。中央又委派張太雷、葉挺、葉劍英領導了震撼中外的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與南昌起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從軍事上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共同譜寫了我黨創建人民軍隊的前奏曲。在實施秋收起義的過程中，各路工農武裝曾力圖會攻長沙，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但是國民黨調集重兵，加強了長沙的防守。毛澤東在此時立即思考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黨在發動武裝起義時，是以蘇聯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暴動為目標模式的。而在中國，敵人的軍事政治力量常常集中在城市，大革命失敗後，敵我之間的力量相差極為懸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機械地照搬蘇聯經驗，攻打中心城市是沒有希望的。9月19日，他在瀏陽文家市召開會議，耐心地說服大家放棄“由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改變進攻方向，深入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廣大農村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毛澤東率領工農起義軍向湘贛交界地帶的羅霄山脈中段進軍，隨後在井岡山建立起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