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正當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實施自己的救國方案，然而卻四處碰壁，走向窮途末路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卻躍然於世，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曆史舞台上。中國無產階級先於資產階級而產生，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英法等國在中國上海、廣州等幾個沿海大城市開辦了航運、商行和機械加工等行業，使用了一批中國民眾從事雇傭勞動，從而產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19世紀60年代以後，封建官僚們發起洋務運動，興辦了一批軍事工業和民營企業，也造就了一批在這些企業中做工的工人隊伍。70至80年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起來，又使得產業工人的隊伍迅速擴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帝國主義各國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在此期間，新增廠礦達到397家，與此相呼應，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都迅速發展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前夕，中國產業工人的隊伍發展到二百萬人，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會力量。中國無產階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它一方麵具有各國無產階級的共同屬性，即與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係，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最富有組織性和紀律性，最有遠見和大公無私。而在另一方麵，它還具有自己獨到的特點。即：1.中國無產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其受剝削受壓迫的程度，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所以他們的反抗精神特別強，富有革命的徹底性。2.中國無產階級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一些大企業中，有利於團結戰鬥，易於形成強大的力量。3.中國工人階級大多出生於破產的農民群體中，同廣大農民有著天然的聯係，他們最了解廣大農民的疾苦和政治要求，同農民階級有著共同的利益，容易結成鞏固的戰鬥聯盟。
中國工人階級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必將成為中國革命和爭取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領導力量。中國工人階級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展現了自己與其他社會階層迥然不同的革命性和戰鬥精神。1858年，為反對英法侵略軍占領廣州，香港兩萬多產業工人舉行了大罷工。1906年，六千多名安源煤礦工人參加了同盟會在湖南萍鄉、瀏陽等地舉行的武裝起義。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更加頻繁。1917年7月，上海英美煙廠三千多工人舉行大罷工，堅持了三個星期。1918年至1919年，上海紡織工人連續舉行了八次大罷工。這一時期工人罷工計達一百多次，雖然鬥爭還停留在自發階段，鬥爭的目標主要是為了求生存、爭溫飽、反壓迫。但它已充分表明中國工人階級正日益崛起，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一旦獲得先進的革命理論的指導，必將為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和全麵振興做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四、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曆史的又一塊重要裏程碑。對於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而言，它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由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嶄新的麵貌和強大的戰鬥力，活躍在中國社會政治舞台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包括英美法日意等帝國主義國家在內的“協約國”戰勝了德奧等帝國主義國家。
戰後協約國集團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了所謂和平會議。中國在大戰中參加了協約國集團，因此也作為戰勝國之一，派出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等人為代表出席了巴黎和會。在巴黎和會召開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出召開這次會議的宗旨是“應顧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大小國家都要互相保證政治自由和顧全領土完整”。威爾遜的許諾，使中國知識界對這次和會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基於國內人民的強烈要求，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了下列要求：第一、取消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益；第二、廢除袁世凱和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第三、取消外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領事裁判權，租界和勢力範圍等；第四、取消德奧等戰敗國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中國並不希望從他國那裏獲取一寸土地和任何特權，隻是要求維護本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維護本民族的正當利益。然而巴黎和會卻在幾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操縱下，以中國方麵的要求“不在和平會議權限以內”為借口，拒絕將中國代表的議題提交大會討論。不久英法美等國在簽訂對德和約時又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包括領土、鐵路和礦山的管理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雖然以戰勝國名義參加了和會，得到的卻是戰敗國的恥辱。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指使和談代表陸征祥等人，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國內，輿論大嘩，群情激憤，長期鬱結在人民心中的反帝反封建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開來。五四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五四運動前後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從5月4號至6月3號，表現為青年學生奮起救亡圖存、爭當開路先鋒。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專科以上的學生三千餘人在北京大學集會，抗議巴黎和會的無理決定。許多學生聲淚俱下，痛陳亡國大禍就在眼前，號召大家奮起救國。集會通過一項決定：1.致電全國，聯合各界一致行動；2.致電中國巴黎代表團，絕不在和約上簽字；3.通電全國各省在5月7日（國恥紀念日）統一舉行遊行示威活動；4.決定5月4日北京各高校學生在天安門集會並舉行示威遊行。5月4日，北京大學、彙文大學、北京高師等十三所大學的三千多名學生，衝破軍警和官吏的阻攔，齊集天安門前，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表示決不承認巴黎和會，要求北洋政府嚴懲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交通總長）、陸宗輿（印製局總裁）、章宗祥（駐日公使）。集會以後學生隊伍迅即奔向東單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汝霖聞訊躲了起來。正在曹府的章宗祥來不及躲避，被學生痛打了一頓。隨後大批軍警趕到，毆打學生並逮捕了數十人。5月6日，北京中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呼籲全國人民起來鬥爭，並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5月7日，北洋政府迫於社會壓力釋放了所有學生。5月8日，總統徐世昌又訓令警察廳，將獲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同時下令撤換教育總長和各高校校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辭職。徐世昌的倒行逆施更加激怒了北京青年學生，他們以反對傳訊學生，挽留蔡元培校長為名，宣布在北京實行總罷課，並派出代表到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聯絡，準備掀起全國性的學生運動。此時徐世昌惱羞成怒，於6月1日接連下達兩道命令，一是公開表彰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說他們“不辱國家使命”；二是以“擾亂國家秩序”為由，宣布取締學生遊行集會。然而壓迫愈深、反抗愈烈。愛國學生表示要“力行救國之責任，誓為外交之後盾”，“請斬曹、章、陸以謝天下”
。6月3日，二千多名北京學生繼續上街演講，被軍警逮捕一百七十餘人，6月4日，學生又出動四千多人遊行示威，被逮捕者多達七百餘人。與此同時，上海、天津、濟南、武漢、南京、杭州和成都等城市也掀起了大中學生罷課熱潮。由於五四學生運動提出了“抵製日貨，勸用國貨”的號召，各地商會和民族工商業者也公開表態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紛紛宣布罷市，到處張貼“國家將亡、無心經營”，“罷市救國”等標語口號，愛國運動迅速在全國沸騰開來。第二階段、從6月3日6月底，表現為工人階級誓作堅強後盾、成為運動主力。由於6月3日、4日北洋反動政府大批逮捕愛國學生，極大地激怒了正在成長中的中國工人階級。6月5日，上海日本紗廠的中國工人首先舉行罷工，接著印刷、紡織、造船、電車、鐵路、郵電等行業的工人相繼投入到鬥爭中來，人數多達六、七萬人。工人們提出了“萬眾一心，罷工救國”的口號，公開聲明罷工是為了國家領土完整，反對賣國行徑，捍衛民族利益，強烈要求懲辦賣國賊，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誓作青年學生的堅強後盾。繼上海工人大罷工之後，北京、唐山、武漢、南京、長沙等地的工人也連續舉行罷工。鬥爭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國，擴展到全國二十多個省區，一百多個城市，形成了空前規模的罷課、罷工、罷市浪潮。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形成了全國社會各階層人民參加的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鬥爭的主力由學生轉向工人。五四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戰後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中國的圖謀，迫使北洋軍閥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的傑出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它的偉大意義主要表現為：其一、開創了中國革命曆史的新時代，五四運動成為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標誌著前八十年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其二、1919年6月3日以後的工人大罷工，既是五四運動的重要轉折點，也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已經由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由自發轉向自覺，成為一支堅強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其三、五四運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懂得隻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國的道路。在五四運動中他們目擊了工人階級戰天鬥地的巨大力量，促使他們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向廣大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以為中國新一輪的政治大革命準備強大的社會力量。為了促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1920年4月，共產主義者鄧中夏率領“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來到長辛店，建立了固定的活動場所，向工人宣講革命道理。5月1日，李大釗主持召開了北京大學理科“五一”紀念會，到會的工友和學生達到五百多人。大會號召“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的一盞明燈”。與此同時，陳獨秀在上海指導了有五千工人參加的“世界勞動紀念大會”，號召工人把“五一節”當作“一個覺醒的日期”，通過不懈奮鬥，把中國引向“光明的地方去”。也是在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向中國派出了第一位代表魏金斯基，他們向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宣傳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的對華政策，並具體幫助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同年8月，陳獨秀、李達、陳望道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10月，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人在北京發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董必武、陳譚秋，包惠僧等人在武漢發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何叔衡在長沙發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到1920年深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建立起來。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出版通俗刊物，舉辦工人夜校，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真理。上海、廣州和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勞動界》、《勞動者》和《勞動音》等刊物。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濟南勞動周刊》等。這些刊物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闡明了工人階級的曆史地位和曆史使命，指明了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正確道路。1921年1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長辛店舉辦了“勞動補習學校”，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滬西舉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廣東共產主義小組舉辦了“機器工人夜校”，武漢共產主義小組舉辦了工人識字班。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舉辦的各類學校向工人們講授中文、數學和自然科學常識，宣講通俗易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啟迪了廣大工人的心靈，使他們的政治覺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當時海軍造船所一位工人給《勞動界》投稿說：“要認定我們的地位”，“工人運動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這股潮流，快要到中國來了，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這充分說明，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十月革命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密切而不可分割地同工人運動聯係在一起。它們的結合必將促成一個偉大曆史產物的來臨，即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1921年7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參加會議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的代表，包括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譚秋、王盡美、李達、鄧恩銘等12名代表。會議提出了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製，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各族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揭開了無產階級前赴後繼，英勇奮鬥，不斷革命的曆史序幕。從近現代曆史發展的鏈條來看，也就開拓了區別於其它階級行動的無產階級救國道路，同時標誌著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支強大整體力量開始行動，形成了一支摧枯拉朽、無堅不摧的革命大軍。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20世紀初中國人民思想大解放的壯麗日出。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是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鬥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是中國社會大動蕩、大分化的交替組合時期，也是中國人民選擇民族振興之路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曆史階段中，各種學說思潮不斷泛起，各種主義紛紛登台亮相，各種各樣的政治主張互相碰撞激蕩。圍繞著反對列強侵略，維護民族利益，選擇救國道路等進行了近代史上最為激烈的爭論和鬥爭，最終將曆史信任之票投向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救國方案，從而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隨著曆史的變遷，這一時期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注入了新的內容，體現了新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近現代愛國先驅者表達了強烈的憂患意識，痛斥了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陰謀，抒發了渴望祖國強盛統一的愛國情懷。這一時期愛國主義詩作特別多，例如秋瑾寫到：“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為國犧牲敢惜身”？愛國者於佑仁寫道：“況兼亡國恨，觸處淚潸潸”。孫中山寫道：“塞上秋風悲戰馬”，“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林伯渠寫道：“欲把神州回錦繡，頻將淚雨洗乾坤”。革命家何香凝在送丈夫廖仲愷赴天津參加革命途中，她題詩送別：“勸君莫惜頭顱貴，留得中華史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