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南京政府被迫遷往北京。南京政府這個在辛亥革命中呱呱墮地的嬰兒，還沒有度過一百天的搖籃生活，就被從四麵八方伸來的魔爪卡死，成為袁世凱的俘獲物。袁世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曾表示：“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然而就是這位民國首腦，瘋狂地破壞民主共和，大肆實行專製集權統治，排除異已，重用親信，讓其死黨趙秉鈞，段祺瑞把持了臨時政府中的最重要內務、陸軍和海軍三部，他借口“武裝統一”，命令革命黨人所控製的南方各省裁軍，使數十萬擁護革命的武裝很快裁撤殆盡。在外交上，他發布了一道又一道的指令，強調“對於列邦，尤須講信修睦，”要求一定要維護列強在華的既得利益。從而博得了英日德俄等帝國主義的歡欣。他們紛紛表示支持袁氏政權。對於袁世凱篡權，孫中山、宋教仁等人還存在一些僥幸心理。他們力圖通過加強責任內閣的權力，由革命黨人掌實權，讓袁世凱充當傀儡。他們在《臨時約法》中特別強調實行議會民主、責任內閣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12年8月，宋教仁八方奔走，將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共和實行會等黨派合為一體組建了國民黨。1913年2月，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多數票，宋教仁由此信心百倍，躊躇滿誌，為自己設計了一個當內閣總理，掌實權的美好前景。
他甚至準備利用國民黨在國會多數，甩開專橫跋扈的袁世凱，而選舉“呆笨”的黎元洪為總統。誰也沒有想到會有樂極生悲的事件在等待著自己。他們忽視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老謀深算、飽經宦途，且牢牢地控製著軍隊。一紙《約法》、一個國會又會對袁世凱產生多大的威脅呢？事實是這邊在投票，那邊卻在磨刀。1913年3月底，宋教仁在上海競選完畢，準備北返參加第一次國會代表大會時，卻被袁世凱派人刺殺於上海車站。宋教仁的死，使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猛然醒悟過來，認識到要在袁世凱的卵翼下實行民主共和隻是幻想。為扭轉乾坤，孫中山義無反顧地舉起了討袁大旗。從1913年至1916年發動了兩次反對袁世凱的鬥爭。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繼續奮鬥，忘我進取，曆盡滄桑，可是呈現在他眼前的仍然是一連串的失敗。當時隻有一個形式上的民國存在。在民國的幌子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卻導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曆史醜劇。在鎮壓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以後，袁世凱公然修改《臨時約法》，宣布取消國會和解散國民黨。1915年底他又在曆史的長河中卷起一道漩渦，公開複辟帝製。在中南海居仁堂穿上五彩斑讕的“龍衣”，當上“中華帝國”的皇帝。1916年在孫中山發起的護國運動的槍炮聲中，袁世凱頹然死去。但不久政治風波又起，1917年張勳帶著三千辮子兵北上，夥同康有為等人擁進清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再次推上皇帝寶座，舊王朝的遺老遺少三拜九叩，彈冠相慶，一派烏煙瘴氣。然而曆史是不會倒退的，張勳複辟僅存在10天就壽終正寢了。接著又由袁世凱的門生北洋軍閥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把持國家的政治舞台，把中國引向了群魔亂舞的北洋軍閥時代。段祺瑞為皖係軍閥，馮國璋為直係軍閥。他們之間你打我，我打你，把本來已經亂糟糟的中國攪得更加一塌糊塗。
困苦不堪的人民，多災多難的祖國再度展現在孫中山麵前，他痛心疾首地說：“中國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些許共和幸福。”“現在中華民國，隻有一塊假招牌，”中國的“政治不良”已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充分表明中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曆史命運是十分悲慘的，辛亥革命在取得輝煌的曆史成就以後，現在被迫宣告失敗了。四、孫中山實業救國道路和八十年奮鬥的終結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生產關係反過來作用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促進經濟基礎的完善和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研究經濟社會運動而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都為其工業革命和經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孫中山也力圖循著歐美各國發展的道路，即在政治革命以後大力發展經濟，走實業救國的道路。當清帝退位，袁世凱代行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曾向袁世凱表示，他願意集中精力籌劃鐵路，運作經濟，解決民生問題。他發表演說指出：“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末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辛亥革命剛成功，南京臨時政府設立實業部，各省設立實業司，以推動農工商礦等各行各業的發展。製定並頒行了一係列保護工商業發展的條例章程。同時廢除清代的一切苛捐雜稅，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興辦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礦企業，鼓勵墾殖事業，用新的資產階級教育製度替代舊的封建教育製度等。為使中國經濟建設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孫中山重申了“平均地權”的主張，力圖解決農民的土地分配問題。孫中山反複強調：“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他準備從修築鐵路入手，對中國現有落後的交通體係作一番徹底的改造。他製定了十年內修築20萬裏鐵路的龐大計劃，最先提出了在西藏高原修築鐵路的設想。為籌劃全國鐵路建設，他先後考察了華北、華中的交通狀況。1913年2月他又東渡日本，考察該國的交通和經濟發展狀況。然而事隔不久，袁世凱刺殺宋教仁的槍聲，使孫中山的全部宏偉計劃化為烏有，他不得不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重新踏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反袁鬥爭很快失敗了，孫中山被迫流亡日本。
從1913年至1916年，他曆盡艱辛、輾轉國外，仍念念不忘運籌建國大計。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寫成了《建國方略》一書，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實業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孫中山提出了振興中國經濟的十大任務。這些任務是：一、交通之開發，二、商港之開辟，三、建設全國鐵路係統和新式街市，四、水利之發展，五、設立煉鐵，製鋼等大型工廠，六、礦業之發展，七、農業之發展，八、蒙古，新疆之灌溉，九、於中國北部和中部建造森林，十、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和青海。為了幫助人們了解興辦鐵路，建設海港的計劃，孫中山還親自繪製了17幅地圖。為了寫作《建國方略》，他常常在寓所裏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工作。他時而麵壁凝思，時而伏案疾書，從建國方略的字裏行間中，不斷湧流出渴望祖國繁榮富強的滿腔熱忱。真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用心可謂良苦也！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開辟一條通達之路，孫中山的理想藍圖也不可能化為真正的現實，中國的資本主義仍然畸形地向前發展。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帝國主義各國忙於西線戰事，無力東顧。趁著這個機會，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有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棉紗、繅絲、麵粉、牙粉和雨傘等輕工業成為謀取厚利的行道，有了顯著的進步。外國輸入和外國投資減少，入超大幅度降低，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然而這隻是曇花一現的經濟繁榮，第一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帝國主義各國再次協調它們彼此之間的利益。拚命地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並重點指向中國。一時間，五花八門的外國商品又充斥中國市場。使生產成本高，質量相對較差的民族工業品黯然失色、銷路呆滯。1920年，外貨輸入額達七億六千二百萬兩。入超額即達二億二千萬兩，大大超過戰前的記錄。列強在商品輸入的同時又瘋狂地進行資本輸出。由於競爭規律的作用，本小利微的中國企業大批破產和關閉，有的則被外國資本並吞。
民族工業最具代表性的棉紡織業，它的繁榮景象“維持到1922年就完全消逝，接著就是長期的慢性蕭條”。這種蕭條是對“中華民國”的強烈諷刺。作為一種新生的國家製度，它卻完全不能維護本國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作為一種新生的社會性模式，它雖然披上了民主、共和與獨立的外衣，卻絲毫也沒有排除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野蠻侵略。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談不上實業救國，實現所謂“民生主義”，就連孫中山業已實施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也隻是徒具虛名而已。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兩大方麵都已陷入了深沉的危機之中。危機還來自主導資產階級革命的國民黨內部（辛亥革命後，同盟會改名為國民黨）。國民黨在領導辛亥革命後，曾在國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革命後，許多同孫中山一起奮鬥的人，有的躺在已往的勳業上睡大覺，不願意繼續奮鬥。有的沽名釣譽，迷戀官場生活。有的離經叛道，投入到袁世凱的懷抱。曾一度朝氣蓬勃、勇於戰鬥的革命黨陣營迅速分崩離析，許多的革命黨人喪失了鬥爭銳氣。唯有少數左派在孫中山帶領下仍然堅定不移地奮鬥和進取。但是受著時代條件局限，他們尚未認識到工農群眾的偉大力量，特別是沒有發動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農民大眾。伴隨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尾聲，孫中山等人的活動始終是“孤鴻哀鳴，”沒有形成更大的鬥爭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