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在當時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改進了國民教育和文化教育，推進了社會和時代進步，其深遠影響延續至今。是新文化運動對現代中國發展立下的不可磨滅的功績。新文化運動還存在著曆史局限性和不少弊端。盡管它宣傳聲勢很大，然而卻未能向人民提出切實可行、謀求解放的新方案。但是客觀來講，它對封建製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掃蕩，促進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促進人們努力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人民認識和接近馬克思主義是有一個過程的。而首先向中國介紹馬克思其人，闡述馬克思學說的也不是正統的共產主義者。1899年2月，基督教傳教士在上海創辦了《萬國公報》，發表了帝國主義侵華分子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譯文中介紹到：“歐美其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德人），德國的馬克思，主於資本論”，這是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先聲。中國人中第一個宣傳馬克思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梁啟超，他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闡述了馬克思的思想，稱之為“社會主義之泰鬥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家朱執信1906年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德意誌社會革命家小結》一文，其中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部分，指出馬克思主義在空想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大大地前進了，是“很有說服力的科學”。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痛苦思索中也曾著意研究過社會主義，他在《社會主義派別及批評》一文中稱讚馬克思“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上述馬克思學說的宣傳者雖然並不準備在中國施行共產主義，他們的宣傳也頗有歪曲和失真的地方，但總的說來卻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植根起了某種催化的作用。隨後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剩餘價值學說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經典著作，例如《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資本論》，《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逐步為一部分早期進步知識分子所認識，給他們以很大的啟迪。他們日益認識到科學社會主義對處在病態中的祖國是“療疾之藥石”，是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因而對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5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更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大地提供了土地和氣候條件。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推倒陳腐之學說，建立嶄新之思想體係”的要求，促使中國人民很自然地去接近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要結合中國的實際，真正成為一門戰鬥的科學還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從書本上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革命發生在國情與中國近似的俄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不少有識之士指出：“物質文明不高，不足以阻止社會主義之進行，”“資本主義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十月革命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都先後與中國讀者見麵。一批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全麵地、係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在學習中認真地思考中國的問題，且逐步確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引下取得了偉大勝利的革命，它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向世界人民發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使飽受西方列強欺淩的中國民眾感到“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推動先進的中國人傾向於社會主義，使他們的眼光逐步由西方轉向東方，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支持者，徹底拋棄了自己所曾有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實現了世界觀的重大改變，並致立於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李大釗是在中國大地上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他於1918年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以深邃的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將來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4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詳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並加按語指出：“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鬥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五四運動期間，李大釗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一文，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從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日益深入人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首先它造就了新一代的革命者。這批革命者如同當年馬克思、恩格斯一樣，經曆過從舊民主主義者到社會主義者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是黑格爾、費爾巴哈、聖西門、歐文、傅立葉和李嘉圖等歐洲著名的思想家的追隨者，但後來卻在實踐中拋棄了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思想理論中的非合理部分，獨立地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中國社會主義的先驅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改造之路的過程中，也曾經曆了複雜的思想鬥爭，經曆了眾多的選擇，最終拋棄了自己過去所曾持有的舊民主主義立場，確立了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是如此，毛澤東也曾經是如此。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經“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辛亥革命前後，他又日益向激進民主主義靠攏。
1915年新文化運動期間，他拋棄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思想，主張治國治本，從根本上拯救中國，但這時他的思想仍然是“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縱覽古今，網羅百家，急切地想從各種進步文化思想中吸取營養，獲取真理性的認識以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造。但在十月革命以前，毛澤東的思想認識並沒有擺脫舊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約束。而在十月革命以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發生了質的飛躍，其世界觀逐步趨於穩定。他批判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要解決枝節問題，必須解決本源問題。他評論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沒有從思想上把國民發動起來。他指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五千年流傳至今，非有大力，不易摧毀廓清。”在實際生活中他檢驗了各種改造社會的思想主張，日益認識到資產階級將一事無成，而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卻大有作為。要實現中國社會的進步，必須用“宇宙之真理”去喚醒民眾，這個真理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說：“到了1920年，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中國最早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釗、陳獨秀和毛澤東等人。一些曾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吳玉章等人也轉變立場，走上了馬克思主義道路。其他著名學生運動領袖，例如鄧中夏、蔡和森、周恩來等也先後踏上實現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十月革命以前，他們基本上屬於革命民主主義者，反對封建專製，仰慕民主共和。但是中國社會的嚴酷現實同樣打破了他們追求民主共和的幻夢。李大釗曾激憤地指出：“共和、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十月革命的勝利震動了這些立誌改革的中國人。他們懷疑以往的信仰，經過無數次思索比較，最後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進而踏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征途。他們盛讚十月革命是“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號召人民“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而他們本身則成為一代偉大的共產主義先驅。曆史已經證明，培養和造就一批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先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對於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推動古老中國的社會進步具有不可估量意義。三、中國工人階級的崛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另一個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武裝了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