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曾悲觀地說：“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資產階級革命家鄒容曾經把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稱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幻想實現這個方案後的中國，將是一個睡獅起舞，天清地白的新天地。自由女神將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屹立在神州大地。然而這些令人神思馳往的理想被嚴酷的現實打得粉碎，資產階級革命在取得了一番輝煌業績後呈現出一派凋殘零落的景象。孫中山被迫承認，國民黨已日暮途窮，立於失敗之地，他本人也已陷入絕境而不能自拔。事實充分說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道路同樣行不通。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近八十年的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個消極的轉折。是我們祖國從輝煌的前天滑向屈辱昨天的轉折。而為了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近代史上的各個革命階級都曾相繼登上曆史舞台，提出和施展自己的救國主張。當封建專製製度及其思想武器趨於淘汰之際，人們嚐試啟用了不少新的思想武器，例如進化論，拜上帝教，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論等，但是這些思想體係統統不能本質地反映中國社會實際。人們也曾設計過各種救國藍圖，例如洪秀全的“理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宋教仁主張學法國，鄒容和章炳麟主張學美國等，但都無一兌現。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各個階級，各個營壘中都曾湧現過一批英姿勃勃、才華橫溢的英雄人物。
例如封建士大夫中的林則徐、魏源、馮子才和鄧世昌；農民革命陣營中的洪秀全、楊秀清、朱紅燈和張德成等；資產階級改良派陣營中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直至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他們都曾探索過，追求過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然而無論是封建階級的民族英雄，農民階級的革命領袖，還是資產階級的誌士豪傑，全都“固一世之雄哉”，經不起曆史的選擇和考驗。毛澤東在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時曾精辟地指出：“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夜，共計七十多年間，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抵禦帝國主義，不得已，被迫從帝國主義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布破產了。”。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民仍然深受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壓迫，祖國的大好河山仍然飽受帝國主義的蹂躪和分割，中華民族的複興事業仍然是一紙空文。英國著名學者羅伯特·比克斯在《經濟學家周刊》網站發表專文指出“中國為何對近代恥辱史念念不忘，是為了表明它在當代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當的”（載於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網站2011年2月17日）。近八十年的近代史表明，舊民主主義革命向西方求真理的曆史，不是一部成功的曆史，而是一部失敗的曆史，中國期待著先進革命理論的指引，期待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以開創救國救民的新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國鬥爭（1919年-1949年）第一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20世紀思想解放的壯麗日出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麵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特別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資產階級共和國幻夢的破滅，使不少憂國憂民之士彷徨無計，無所適從。一些知識分子目睹近八十年間新政新學不斷出現，又不斷失敗，國家的狀況都確是一日一日地變壞，而又不知道出路在何方。有的流落“田園”，充當新時代的陶淵明，以躲避亂世。有的甚至效法“屈子之懷沙自沉”，走上自殺超脫之路，以“絕聞睹於此萬惡之世”。那些留學歐美、日本的學生和同盟會員在對“老師”（指帝國主義各國）喪失信任的條件下大批回國，準備立足於國內尋找新的救國道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又舉起了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大旗，以為它們是拯救國家，起死回生的救命藥方。
但諸如此類形形色色的主義仍然沒有生命力，除了把中國引向更大的混亂以外，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的進步。中國究竟向何處去，人們依然在苦悶中思索。然而曆史的前進是不會絕望的。早在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之際，馬克思就曾高度讚揚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並且預言“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國的垂死掙紮，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可惜，當時中國人並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懂得馬克思的學說，也就無法體會馬克思主義的靈驗。然而一切先進的科學和思想財富是屬於整個進步人類的，它遲早要同全世界見麵。正當中國近代先驅向西方學習四麵碰壁，走投無路的時候。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如同當年在歐洲大陸徘徊一樣，出現在中國的上空，苦難的民族在迷離混亂中開始了新的探索，並最終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真諦。曆史發展的必然性常常是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在華夏大地上置根，是通過融入中國社會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來實現的。1915年9月，我國思想界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以反對舊思想、舊文化和尊孔複古逆流為目標的鬥爭，史稱“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主要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運動發起的標誌是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誌並撰寫了文筆犀利的發刊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必須認真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他們指出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眾多中國國民對辛亥革命“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這反映了中國國民性和國民素質存在著嚴重問題，因此應通過發起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改造國民中存在的保守和愚鈍的思想。他們認為“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號召中國民眾“破除迷信，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除陳腐學說之囹圄”，以求得思想解放；敢於批判黑暗政治，樹立時代新風，使民眾真正成為改造舊中國的動力。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之所以發起新文化運動，原因還在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利用人們對辛亥革命失敗後的悲觀情緒來詆毀民主共和，詆毀自由平等的觀念，企圖使人相信隻有重樹封建禮教的權威，中國才能獲救。這種反動思潮是和當時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相適應的。在袁世凱和張勳相繼失敗以後，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仁義道德仍然充斥著中國的城鄉，孔教會、尊孔會這類組織仍然四處活動，中國社會各個角落彌漫著複辟和回潮的逆流。因此陳獨秀指出，為使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國，必須大力宣傳民主主義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必須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他以《新青年》雜誌為主陣地，響亮地喊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推動著新文化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地向前發展。新文化運動主要內容是，第一、宣傳民主與科學，反對專製主義和蒙昧主義。陳獨秀指出，民主就是每個人都“各有自主之權”，應提倡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否認教權，提倡宗教之解放；反對夫權，提倡婦女之解放。強調“要以科學說明真理”，以唯物主義反對蒙昧主義。呼籲以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決不能讓中國再倒退到封建專製的蒙昧時代。第二、尖銳地批判了封建綱常名教，反對尊孔複古逆流，鮮明地舉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深刻地指出封建倫理道德，思想文化禁錮了民眾的思想，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陳獨秀說：“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複辟，”“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中國要跟上時代和世界發展潮流，必須摒棄一切封建主義的糟粕，粉碎尊孔複古逆流。第三、提出進行“文學革命”的口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新青年》雜誌發表文章首次使用了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魯迅在他的創作實踐中，例如他的名作《狂人日記》、《孔乙己》等也不再使用艱澀的文言文，而運用了通俗的白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