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馬克思
吳 非
誰是馬克思？我想，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裏，向有文化的人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大概一定會得到滿意的回答。但是我錯了。
有位青年朋友在德國留學，來信說了一件奇事。每次國內有朋友去柏林，她都要帶他們去看看馬克思廣場。這個廣場上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身銅像，馬克思坐著，恩格斯站立一邊。故事就出在這裏。到這裏瞻仰兩位革命偉人的，有許多是中國人，這也很正常。這一次我的朋友又邂逅一批來自江蘇的參觀者，老鄉見麵，親熱一番。代表團領隊是一位來自蘇南某市的年過四十的企業黨委書記，在銅像前合影之後，書記提出要和一位同誌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偉人前再合一個影，書記說：“我站在馬克思旁邊，你站在恩格斯旁邊。”然後他就站到他認為是馬克思的銅像一邊，那一位也就站到了被認為是恩格斯的銅像旁邊了。———但是，他們都站反了。我的朋友這才發現原來這些人根本就搞不清誰是馬克思、誰是恩格斯！要不是別人提醒，笑話還不知要鬧成什麼樣。
黨委書記分不清馬克思和恩格斯？我的青年朋友極為感慨，把這件事告訴我。我也隻好瞎猜：也許少見多怪，他們一見到外國人長胡子就分不清；也許他本來就是個不愛讀書的人（即使在“讀一點馬列”的時代，也是個隻吹不練的把式）；也許是這幾年忙於搞經濟，頭暈了……想來想去，也是茫然。
但我相信這件事的真實性。某年，我曾就“四項基本原則”問過一些幹部，結果七八個人，竟然沒有一個答全。
四十多歲的書記不識馬克思，又使我想起一些舊事。
“文革”中，我在農村，農村幹部也與城市一樣，中央叫學什麼，也就學什麼。比如“認真看書學習，方能抵製王明一類政治騙子”時生產隊幹部也都發了書，我那個識不了多少字的生產隊長就“輔導”過我們學習《反杜林論》；公社的一位幹部更絕，硬要說《共產黨宣言》是“馬恩列斯合寫的”，而且“有畫像為證”。這些倒也不用去說它。使人感到難堪的是，大隊生產隊幹部開會，坐在草垛旁曬太陽，一邊在破衣服上找虱子，一邊口出豪言：“我們以後反正都要去見馬克思的了……”———我那時覺悟也低，總以為馬克思是窮人的首領，後來才想到，如果這些懸鶉百結，麵有菜色，不敢思富，自稱是信徒的一群跑到馬克思老人家那裏去，那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褻瀆。
然而果真是那樣的結果，馬克思未必不願見，革命的確是艱難的呀，道路是曲折的呀。而今之自稱的信徒，不該再是饑寒交迫了，但腦子裏是否還有馬克思，則不容易講清。比如，肚子裏有用公款塞下去的魚和熊掌，打的是茅台噴嚏，“桑拿”過了，轎車換過了，房子占好了，兒女全送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不發達的看不上），人也出去探過親了，人民幣全換成美鈔了……當然，年紀也見長了。這時候，他說他等著“去見馬克思了”……你說：他是真的想見馬克思嗎？可他對馬克思的本質以至形象也沒搞清，萬一他拉住一個華爾街的肥仔喊祖宗，卻又讓人如何是好？
我怎麼也弄不明白的是：不論是以窮為榮，還是貪得無厭，這些人怎麼都認為自己有去見馬克思的資格呢？
這回因想到了蘇南某市的那位企業黨委書記數典忘祖，才受到啟發：把馬克思掛在嘴上，不一定真的識馬克思，更不用說信仰了。
推敲推敲
焦國標
現在，各大眾傳媒上神往五六十年代的語言、文字和麵孔已十分常見。對這種今不如昔的“集體無意識”，我總是心生狐疑，想下一番功夫，推敲推敲。
固然，五六十年代學過雷鋒，搞過建設，可五六十年代也打過右派，餓死過人，革過文化的命。人們最不能忘懷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事件是“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多麼友愛，多麼溫馨。可人們至今沒有設想過，假如那六十一位中毒者不是民工，不是所謂階級兄弟，而是右派，是所謂階級敵人，其命運會怎樣？這當然是假想，可也有一件事實參照。作家從維熙的妻子、北京日報記者張滬因車禍住進醫院。病愈出院時，從氏夫婦前往致謝，醫院院長說：“沒什麼好謝的，要知道你是右派，我們不會這麼下功夫搶救。”
搶救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是北京人，時當五六十年代的一九六一年；說這番話的醫院院長也是北京人，時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九五九年。
五六十年代確有閃光的事件，但畢竟這一切都建立在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視為仇敵、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社會心態上，而隻有天知道是依據什麼標準劃定的這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之間的界限。今天，最受詬病的現象莫過於所謂道德滑坡，見死不救屢有所聞，然而較之五六十年代，國人今日的道德水準我認為已是非常之進步了。見死不救，固不道德，可這種遭遇畢竟是極少數；而五六十年代一部分人視另一部分人為仇敵，恨不得對方一下子從肉體上消失於這共戴的天底下、共生的國度裏，那是多大個比例呀！既是仇敵，遑論道德，何況又是那麼大的比例。這是天大的道德問題，可整個五六十年代誰把它當成道德問題考慮過？
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的平均的挨餓，我寧肯選擇今天的貧富懸殊；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的文化戰場，我寧肯選擇今天的“文化快餐”；較之於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鬥爭中心地位，我寧肯選擇今天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不是五六十年代一無是處，而是說五六十年代並不像今天有些人所神往的那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弊絕風清，穆穆洽洽。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它各個方麵遠不如改革開放這二十年。那麼今人為什麼如此執迷於五六十年代呢？想來想去，想起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著名論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人事愈放愈大，堯舜禹壓根不存在，是後世學者受了時事的影響，在想象中逐步完成了一個烏托邦。看到二十來歲的青少年學生也屢屢懷念征引五六十年代，我就想，豈止上古史，當代史都見出“層累”的跡象了。數以千萬計的五六十年代的餓鬼冤魂算是白死了。
知青的話語霸權
王彬彬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知青”也就成了報刊上的熱門話題。前不久，一家報紙的編輯朋友來電話，說他們正在進行回憶“知青生活”的征文活動，托我向身邊當過“知青”的熟人、朋友約稿。他沒有命我寫，因為他知道我沒有當過“知青”———沒有當過“知青”的人，當然沒有資格來談論“知青”了。
放下電話，我卻想：我固然沒有當過“知青”，但我曾經作為一個鄉下孩子，或者，作為一個當地人，在近十年的時間裏，幾乎每天看見“知青”。我曾經與“知青”有過很深切的接觸。
“知青”給我留下了不隻是一樁終生難忘的記憶。我對“知青運動”的感受、認識，“知青”給我留下的記憶，難道不也有足夠的理由成為對“知青生活”和“知青運動”的一種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