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巨大的曆史運動。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有三千萬城市青年被迫遷移到了農村。
“知青運動”是在農村這“廣闊天地”間展開的；三千萬城市青年的“知青”身分，是在與農民的“相結合”中被確立的。是三千萬城市青年與廣大農民共同完成了這一曆史運動。農民，是“知青運動”的另一半。正像我們今天還在回憶、研究中國曆史上的那些移民運動一樣，發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這場“知青運動”，也肯定會成為後人回顧、研究的對象。今天關於“知青”的所有談論，都可能成為後人了解、評說這場運動的資料和依據。然而，從最初的“知青文學”到眼下五花八門的回憶文章，都出自當年的“知青”之手，都隻能說是一種“知青話語”。當年的“知青”們、作為完成了“知青運動”的一半，壟斷著關於這場活動的全部話語權。而另一半，卻始終在沉默著———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當年的那些“學生娃”們，正在爭先恐後地說著當年的鄉村生活，當然，也在對他們說三道四、評頭品足。
由於“知青”對農村和農民的感受與認識並不一致，由於“知青”與農村和農民結成了種種不同的關係，“知青話語”也是音調雜亂的。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莊重，有的佻薄；有的一往情深，有的心有餘悸……但不管怎樣，在“知青話語”中，“知青”總是主體，而農村和農民則隻能是客體，被置於受打量、受審視的境地。但“知青運動”卻不隻是一場城市青年打量和審視農村與農民的運動，它也同樣是一場農村和農民打量和審視城市青年的運動。在“知青”寫出的小說和回憶文章裏，我們常常見到對首次與農民相遇的敘述。“知青”們來到村口，村中的大人小孩圍成一圈———這是一個“經典場景”，是一種類似於婚禮的儀式。在這一刻，城市青年被賦予了“知青”身分，他們與農民的“相結合”開始了。也正是從這一刻，“知青”與農民開始了相互打量相互審視。但這一場景，這一儀式，至今隻被以一種“知青話語”在反複敘述著。
在這一情境中，農民有著怎樣的感受；當他們首次遭遇這些闖入他們生活中的城市青年時，他們心裏在怎樣想———這些，似乎將要成為曆史之謎。
再舉一個例子。在一些“知青小說”中，我們會讀到對“知青”與鄉村姑娘之間所謂戀情的敘述。在這種小說中，我們都會看到，作為“知青”的一方當年是怎樣真摯地愛著那村姑，而始聚終散、始亂終棄，又是怎樣地迫不得已。但如果讓當年的村姑們來訴說那段心靈的創傷，那給人的感受可能並不一樣。
迄今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許並沒有資格獨自承當對“知青”這一形象的塑造。
“知青”哪怕寫下再多的文字，也隻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應由農民來完成。隻有當各地的農民也寫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時，“知青”形象才能說是完整和真實的。
既然“知青”的身分是在與農民的“相結合”中得以確立和延續的，“知青”在自我塑造時，必然也塑造著農民形象。
被“知青話語”塑造的農民形象，同樣是殘缺的和未可全信的。
“知青”與農民的關係，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但迄今為止，也隻有“知青”在單方麵地講述著這種關係。被以“知青話語”所講述的這種關係，也必然是不全麵的。“知青”在自我塑造時，在回憶與農民的關係時，總會有意無意地強化某些東西，也總會自覺不自覺地遺漏某些方麵。有些被“知青”忽視的東西，有些被“知青”認為是不值一提的方麵，在農民看來，或許正是很重要極難忘的。例如就我來說，“知青”的某類給我極大刺激的行為，“知青”在麵對農民和所有當地人時的某種令我終生難忘的表現，就從不曾被“知青話語”觸及過。
“知青”當然並非蓄意要壟斷關於“知青”的話語權。農民本就沒有話語能力，陳述這一曆史事件的使命，也就隻能由“知青”單方麵承擔。這使我想到，有多少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都隻留下了一麵之辭。
客觀賣國論
陳小川
二十一世紀不遠了。世界上無數的人，白色兒的、黃色兒的、黑色兒的、棕色兒的，在做著二十一世紀的夢。中國人自然不例外，夢得五彩斑斕天花亂墜。做夢不是什麼壞事，西洋人說的夢跟中國人說的理想差不多。做夢有時說夢話，也無大礙，頂多影響同床。可做夢說夢話，還寫成書，便有了貽害。
近來有一本書大發夢囈，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到二〇三〇年咱們國成了世界第一強國。我看這純屬自己蒙自己。外國人編織出“中國威脅論”來，是想挑唆大夥來遏製中國。而個把中國人編這種夢話，則可謂主觀騙錢客觀漢奸。
這夢話日，二〇三〇年，中國電影《孔子》獲法國戛納電影節大獎，詩人北島因帶動了漢語詩歌的空前繁榮而獲諾貝爾文學獎，四位中國歌手入選《歐洲論壇》評選的十大歌星，如此等等，沒邊兒的夢話湊成了一本書。編夢話的人無非想撩撥起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好東西。我的血裏就不乏這種讓人渾身發熱的民族情緒，被我的外國朋友稱為“民族主義者”。可這民族自豪感也得有根有據有時有晌。說中國菜最好吃，有人信。
說中國造的飛機比波音好，中國造的汽車比奔馳好，誰信呀？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還有四十多億外國人幹什麼去了？
近二十年來，咱們是富了一些，強了一些，讓人一想起來就打心眼裏高興。可咱們還差得遠呢！咱們吃飯不使糧票才幾年？咱們穿衣服不使布票才幾年？人家世界頭幾名的富主兒，年人均收入都是五六萬、三四萬美元，可咱們才幾百。世界五百強企業，咱們一共才三家，頭一百名裏頭還沒咱們什麼事。咱們有哪個品牌執世界同行業牛耳？人家一個跨國公司的年產值頂咱們有的一個省。咱們的電腦裏不是大多裝著人家的視窗軟件？咱們的天上不是淨飛著人家的波音、空中客車？人家空戰是打電腦，咱們才剛撂下空中拚刺刀的戰術。
咱們國不識字的人兩億多，頂小半個歐洲了。哪點兒透著咱們過個二三十年就成了世界第一了？人口第一倒是誰也搶不走的桂冠。
誰都想當世界第一，可那不是光想就能想來的。聽信了這種夢話，咱中國人就不必努力了，隻管等著天上掉餡餅就行了，這不是瞎掰嗎？
我一個同事，乒乓球打得平平，可好吹牛，說自己的乒乓球是單位裏前三名。另一同事立即接上話茬：那得槍斃一批、活埋一批、開除一批、調走一批，你可能進入前三名。此為笑談。可那夢話編纂者的前提與我那位想進入前三名的同事相似，得世界各國睡覺三十年。就咱們使勁發展，可能嗎？
少拿咱們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開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