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百一級”看齊
老 烈
翻檢去年舊報紙，見有一則消息，說：“江蘇如皋縣丁西鄉紀港村農民王夕田，最近在家裏製成一張價值五千多元的木質‘龍床’，長3．9米，寬4．2米。‘龍床’分三進間，前門鏤空雕刻雙龍盤珠，二門圓門兩邊是八仙過海，瓊樓玉宇的精雕飾麵，再進去是四壁精雕細琢的整廂踏鋪，上懸吊燈，顯得富麗堂皇，氣氛非凡。近年王夕田一家年收入逾萬元，生活富裕了，他要嚐試一下睡‘龍床’的滋味。”
“打江山，坐天下”，古已有之，不在話下。想當年，阿Q也曾想當真龍天子！翻身鬧革命之後，冀東的貧雇農不是還發生過黃袍加身、登極坐朝的故事麼？而今，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教育進步，科學昌明，進入了電子、激光的時代，農民還在想睡“龍床”，這是發人思考的一層。作者以讚美的心情寫這則消息，這又是一層，編輯以欣賞的態度發表，這也是一層。也許有些讀者以羨慕的眼光閱讀它，這更是一層。有此引人思索的幾層，再加上什麼“地級公司”、“縣級廠”、“處級和尚”、“廳級作家”那些新聞，我們便可以約略知道，今日意識形態領域，竟是怎樣情形！是不是宗法、等級、“家天下”、“一言堂”的封建觀念還占據著許多地盤？可驚，可歎，當笑，當哭！驚歎哭笑之餘，有心人不妨想一想，農民發了家，頂天兒也不過想睡“龍床”，無關宏旨；倘若他做了官，當了鄉約、地保、邑宰、道台、巡撫大老爺，將會幹出些什麼來？“西水東調”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嗬，那就不足為怪了。
記得一九四六年，蕭軍在哈爾濱辦報，有人問他是“哪一級幹部”，蕭軍答曰：“我是百一級。”“什麼叫百一級？”“就是老百姓那一級！”此言一出，後來竟成了蕭軍“發牢騷”、“講怪話”、“反動透頂”的“罪狀”之一。倘若真有點馬列，豈不應當說這是一個革命者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思想品質麼！
哀哉，“睡龍床”！好，“百一級”！
說 “化”
朱 正
讀《在法國“吃請”印象》（1988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知道了不少有趣的事情。比方說，“法國人的吃飯方式，據說在拿破侖時代請客吃飯時，還是牛排、土豆、熏雞、烤肉一齊上桌，擺得滿滿的，也是拉開架子吃的。分吃法是後來從俄羅斯人那兒傳來的，是‘東化’的結果。”
“東化”這說法很眼生，遠不如“西化”一語熱鬧。如果一定要把接受異民族文化的影響叫做“東化”或者“西化”，那麼這種“化”是不可避免的事；至於說到要“全盤”，卻是誰也辦不到的。各民族在相互交流過程中，都在擇善而從，不斷完善自己，判不清是誰比誰。取人之長，目的是補己之短，使自己更臻完善，人家的好東西還要拿來，自己的好東西為什麼反而要“化”掉呢？
“化”的前提是善，不善，就化不了，至少，是化不久。滿族貴族建立的清王朝，為了推行“滿化”的發型，曾經砍掉不少人的腦袋。可是隨著清朝的終結，辮子也就都剪掉了（辜鴻銘、張勳等人忽略不計）。辮子的壽命甚至比王朝的壽命還要更短一點；清末，傳教士進來，留學生出去，也可以說是西化的影響吧，一些清朝的臣民就已經悄悄剪掉辮子了。清王朝從來不曾以強力推廣旗袍，可是因為這種服裝很能夠顯出女性體態的美麗，深得漢民族的喜愛，流行開來了，而且並沒有隨著清王朝而終結。有時看電視裏的時裝表演，偶爾也可以看到國外的有些時裝是吸收了旗袍的特點的。可見“化”的成敗，不取決於推行或禁止是否有力，而在於人們的好惡。
人們喜愛旗袍，不喜愛辮子，這是皇帝老子也沒有辦法的事。
清朝以暴力推廣辮子，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正好相反，滿族入主中原二六七年，倒使它成了接受漢民族影響最多的一個民族。這個現象是很容易得到解釋的，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說：“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當地居民同化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自然界的熱傳導，熱能也是由溫度較高的一方流向較低的一方嘛。一種文化能不能被接受，就看它本身的吸引力如何。與是否有武力作後盾是不相幹的。既然與征服不相幹，接受異民族的文化也就不應該有屈辱之感了。
還有一“化”，卻是沒有爭議的，那就是“現代化”。我們天天都在說，也不覺得有什麼難解之處。可是仔細一想，還大可研究。比方說，每一個人，難道不都是生活在他的“現代”嗎？每個國家，難道不都是存在於它的“現代”嗎？已經在“現代”了，怎麼去“現代化”呢？看來，這裏的“現代”不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有它特定的含義。“現代”是指現在世界上生產的先進水平以及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我們要縮短和消除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達到現代可以達到和應該達到的水平，大約這就是“現代化”的意義。擇善而化，不問是東方的日本或者西方的歐洲。
我們敢於引進外來的一切好的有用的東西，正好表明我們有堅強的自信心。這裏實在用不著神經衰弱。魯迅說過，我們喝牛奶，是讓它成為發展我們身體的營養，用不著擔心自己會化作一頭牛的。
不能設想讓獨輪車和手扶拖拉機在高速公路上爬行。社會生活是一個整體，各個方麵互相配合。要求道路和車輛、港口和船舶、管理和設備、觀念和素質……同步前進，這大約是現代化本身的內在要求吧。
我們何時長大
劉 思
看電影《末代皇帝》，我頗感興趣的是“文革”遊鬥那場戲。
還沒聽說有人指責影片中出現“文革”場麵是“辱華”，這就萬幸。老實說，重溫那場麵，心裏不大是滋味，因為這是不折不扣的家醜外揚。不用說那戴高帽剃陰陽頭的遊街示眾了，就說那“颯爽英姿”的一隊紅衛兵吧，手持紅寶書且歌且舞，這個場麵一出現，觀眾席上頓時一陣笑聲。
也許看到這場麵，有不笑的和笑不出的。反正我笑了。
事後我想，假如當時像《欽差大臣》劇終時那樣，斷喝一聲：別笑啦，笑的是你們自己！我們———不，我，會不會戛然止笑？
因為這確實是笑自己。雖然我沒當過紅衛兵，隻有資格列為紅衛兵橫掃的對象，但我的笑，絕不是幸災樂禍的笑；要準確表達此時笑的心情很難，打個比方，像魯迅說過的那樣，“這真好像將我五十年前的光屁股，銜手指的照相，裝潢起來，並且給我自己和別人來賞鑒”，別人笑，我自己也笑，笑過之後，“連我自己也詫異那時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識羞。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這的確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罷。”
能笑自己童年時的光屁股銜手指，說明我們長大了，有了長進。但我們長大了多少？長進了多少？
前一段時間，由於某些新聞報道，常使我想起雨果在《巴黎聖母院》裏的一段話：“人民，尤其是中世紀的人民，在社會上就像孩子們在家庭裏一樣，他們長久停留在原始的無知狀態裏，停留在道德與智力的幼稚階段，可以用形容兒童的話來形容他們：在這種年紀是沒有憐憫心的。”如果說，紅衛兵所淋漓盡致地表現的是“原始的無知狀態”和“道德與智力的幼稚階段”，那麼我認為，時至今日，由某些個體戶發起成立“見義勇為基金會”，也隻能表明我們的覺悟還有限得很，脫離無知狀態和幼稚階段並不遠，我們還沒有完全長大。
而且，需要見義勇為挺身而出的事，流氓滋事、小偷行竊、罪犯行凶，畢竟不是人人能碰到、天天能碰到的，那“見義勇為基金”獎到什麼時候也隻能獎給極少的幾個英雄。當今之中國，人人天天離不開的是改革，再也沒有別的什麼像對待改革的態度那樣，更能檢驗我們是否已經長大了。
請允許我引一段蘇聯詩人葉夫琴尼·葉甫圖申科的文章，見之於《上海譯報》第263期，題為《改革需要每個公民積極參與》：“我們不應事事責怪官僚主義，如果我們對它采取忍耐的態度，那我們活該如此。……改革是我們永不能放棄的。如果我們半途而廢，那我們搞的就是‘半改革’；如果我們用勞動營時期的舊思想來對待改革，那改革就會崩潰；如果我們把毛毯都往自己身上蓋，那改革就會被凍死。”這最後一句，真是詩的語言；不過詩人應該說清楚，把毛毯往自己身上蓋的，不會是小民百姓。但文章的主題是再清楚不過的了，那就是：改革需要每個公民積極參與。
我說，每個公民積極參與改革，才能證明我們確實長大了。換個說法，我們長大之日，不是“為民做主”而是“民要做主”之時。信否？